回望以往的写作，我经历了“出走”与“还乡”两个阶段。出走，既是以书写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遥望远方，也是以书写的方式探寻与乡村、土地、农民的深层关系。向往远方，却一步三回头地打量现实，深受城市文明吸引，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不得不回到传统的乡村和土地。多少年来，我的写作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扎根于乡土，我和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接受文明的挑战中将心灵向世界敞开。

然而，一晃20多年过去，一个变化不期然降临，那就是，当通过写作完成了从躯体到精神的共同出走，当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寂静下来，我由一个业余作者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自以为终于可以信马由缰展开思绪，却突然发现，写作的我来到了一片空气稀薄的荒原。那荒原上，有生活的安适、有时间的充足、有思想的自由，却觉得在经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干涩，就像没有雨露滋润的干旱的土地。进城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拒绝和乡村发生关系。实际上对我而言，拒绝了关系，也就拒绝了营养，拒绝了跟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拒绝了对变革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入了解和体悟，因为乡村是我文学的根脉，而通过作品反映当下中国农民的精神处境一直是我的文学理想。远离了大地，想象的翅膀无法借助大千世界之风的助力。5年前，我不得不做出调整，放下手里正在艰涩写作的长篇小说，走出舒适、走出安静、重返故土、重返我多年来一直逃离的乡村大地，让身心一起还乡。还乡和回乡不同，还乡是你在精神上向那个世界敞开。一些年来我经常回乡，只要在城里待着腻了烦了，就到山沟里找个人家住上几天，可那时的回乡，只为呼吸新鲜空气，寻找童年的乡村记忆，或者打捞一些民间故事，并没有在现实的层面寻求和人心的沟通。而这一次还乡，不仅仅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我将自己全部敞开。在法院的公审厅，在信访办的接待室，在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那来自暗夜里的生命律动一次又一次敲击心房。这是一次奇妙的生命之旅，因为我收获了来自生命深处乐观的消息，看到了身在贫瘠乡村的人们并不贫瘠的高贵的精神品质。也是这时，我再一次体会到，创新，决不是关在屋子里的奇异想象，生活自有自己的形式，汹涌的生命消息自会把你带到全新的领地。

那领地之所以全新，是因为当你以“还乡”的方式去向世界敞开，你发现你所收获的生命消息，无一不是出走与还乡的消息。也就是说，在以深入生活为主旨的“还乡”路上，我与一个个“还乡”的灵魂不期然相遇，而当我与这些“还乡”的灵魂相遇，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不期而至：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它在让我收获了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的同时，打破了长此以往“乡土写作”的思维格局，使我的文学面向走向开阔和宽广，因为当你发现“出走”不仅仅是乡村人独有的精神现实，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精神现实；当你发现“还乡”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寄托所有人梦想的诗意空间，笔下的文学现场便自然而然发生了挪移。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便是这挪移的开始，虽然循着一个“90后”孩子的城市生活，依然能找到生命基因中的乡村宗脉——改革开放30多年，从乡村出走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到底经历了什么，传统的道德、情感、伦理在两代人中间有着怎样的嬗变与重组……但正因为这对乡村宗脉的寻找过程，提供了新的发现，那发现是：在人性的奥秘里，在人的情感的奥秘里，“还乡”是否蕴含着更为宽广的精神维度，当人类无法“返回到本源近旁”，当形而下向外的出走连接了形而上向内的求索，那一个个在深渊里求索的灵魂是否会在某一时刻，闪烁出有如晨曦一样的觉醒之光？那文学所惯以揭示的道德困境里，是否会有一袭超越现实、实际上却是人性中最重要的现实的自我救赎的精神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中国当下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我深知，身为一个作家，无论是作品的质量还是创作的志向，都与艺术的高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但我愿以此为动力，激励自己，“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努力写出既不辜负时代，又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