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一种紧迫感写了《主人的溃败》这部小说。之所以生出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若要使更多人意识到我们让动物所遭受的一切，一个简单的、调动基本伦理道德的办法，也许可以是想象一个角色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再是主宰者，而是被奴役的物种。大多数小说着眼于人类世界，于是，以非人类视角出发写故事的可能性吸引了我，我想，以此能够达到质询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之间关系的目的。

正如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所憧憬的那样，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首先是人。这一漂亮的称谓，体现了笛卡儿通过开辟自然科学的道路造福人类的希冀。我们是这一科学运动的继承者，每天都在享受它带来的成果。然而，由于这一运动长期倚靠的是对生态系统的扭曲认识，我们开始自食其果。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气候变化、森林面积减少、海洋酸化的科学家们便警告：情况很严重，而且从此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照这样的趋势，人类的遗产不会是城市、文化或艺术品，而是绝大部分生命的毁灭，以地质年代为单位的话，毁灭不过是几秒钟的工夫而已。

然而，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每一年，光是为了给自己供给食物，我们要杀掉600亿陆地上的动物和一万亿海洋生物。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5%，相当于整个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量。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大步前进，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操控正是最大元凶。我们向野生动物发起的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对于大多数养殖的动物，我们为它们精心安排的是在禁闭中度过苦难的一生。前者也好，后者也罢，它们都是有痛苦感知能力的生物，我们驯服它们，支配它们，这其中的暴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对此往往浑然不觉，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整套物种歧视的偏见所裹挟，固执地把人类哪怕是短期的利益置于其他物种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之上。我们的灾难意识觉醒得腼腆而缓慢，比灾难本身恶化的速度要慢得多。

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必须完成三重转变：首先，加快人口过渡，使世界人口向减少的可控趋势发展；完成能源过渡，停止开采化石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限制出行和生产；开始食物过渡，扭转当前肉类和鱼类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向素食过渡。不用说，生态危机与社会的不公正也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对我们今日所处的境地负有很大的责任，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进行过渡；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是最大的污染者，而贫困人口则是环境恶化和新气候现象的最大受害者。如果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或个人主义妨碍我们改变前进的方向，工业文明的某些支柱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轰然倒塌，我们将身处一个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世界。

几年前，我对这些问题尚不够了解，没有形成这样的全局观。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但有时难以接近，也还未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克服了灾难性后果带来的眩晕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当下再没有比生态危机更急需我们正视的问题了：正因为此，文学应当去面对它，所有思想领域都应该去面对它。

在这部小说里，我试着创造一种混合寓言、哲学故事或者人们有时候称为反乌托邦故事的类型。寓言故事往往给人套上动物的皮囊，说的还是人。我则试图反转这一机制：我写了一本关于动物的小说，但动物大规模缺席，因为取代它们的是人类，是人类在经历动物的生与死。我也希望借此重新激活从启蒙时期流传下来的哲理小说传统：18世纪的欧洲，伏尔泰或斯威夫特等作家通过纯粹的外来人的视角描述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外来人不无讶异地解读着陌生的社会风俗；或者相反，通过欧洲旅人在远方世界的发现来启迪读者。总之，通过哲理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虚构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对体系进行批判，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的整个生产体制以及我们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欧洲的启蒙运动打破了贵族阶级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压迫，但仍有许多问题遗留在阴影中，其中就包括动物的命运问题。私以为，我们需要新的启蒙运动来继续对世界上普遍的压制提出质疑：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压制，在许多地方，平民阶层的遭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我们人类对生态系统和动物的压制。就像故事讲述者马洛·克莱斯所言，我们共同的目标可以是减少这个地球上无处不在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