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年》到《塞壬史》，尽管其中有部分重叠的篇目，但仍可看到一种朝着抵抗诗学的迈进。诗人的心力也许因为几经转折，而变得越来越具应激性，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对变迁的敏锐处理。

《中立》也许是诗人早期态度的宣言，在这个阶段，诗人采取了对世界的摹仿性书写，比如当“处在热力的漩涡”中，词语也“极端具有黏稠的性质”。如《素描画》中：

……柜台后面

我看见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杀鱼，为生活献祭

她们穿着黑雨靴，扎紧了围裙

用力剖开鱼腹，去腮，掏内脏

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破铜烂铁的破烂

急于出手，急于卖掉，没有耐心

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人

面对“急于出手”的主妇，诗人尽力采取了耐心的、情绪不过于抽空的观察，其笔致如同风俗画，每一笔都与描写的对象构成了保持审慎距离的共谋，于是这一位位‘女祭司’，既在词语意义上反讽着生活，又在生活意义上反讽着词语本身。

类似的立场还体现在《事态图》《这海岛隐喻她的世界》《尘世》等诗里。而在《塞壬史》中，则隐含了对于世界进行辩驳的姿势。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诗集的标题上，“周年”是私人性的纪念日，而“塞壬史”则是对公共神话的挪用。我的理解是，这种戏剧性面孔表面上暗示着非个人化的努力，而实则是对私人史的深化。换言之，诗人在这个阶段渐渐找到了自己人格上的溯源。从塞壬到伊俄卡斯忒等神话人物，这些元素和《母亲的教堂》《家葬》《小镇》所暗示的东北童年记忆、“海岛系列”中的南国、《达官营》等诗中的北京一起，构成了诗人私人星系里可识别的引力源。

因此，地理在诗集中呈现出一种叙事性。在《小镇》中，诗人企图为一个“无名之地”命名，它在地图上是空白的，在文学上是未被书写的，它和其他的小镇一样衰败，它自身并不想引人注目，但20世纪的历史把外部世界的变迁一分不少地强加给它。正因为如此，诗人对小镇的书写才具有不可替代的、无可挽回的性质。在岛屿上，诗人需要用“隐喻”来把景观个人化，在北京，诗人需要一些私人性的坐标来对其进行艰难的勘测，避免词语被庞大的地名所吞没；而唯有在小镇，诗人诉诸的是一种简单的罗列，带有线性特征，极其朴素，用尽量少的形容词，以取得与实物和风景的更密切的接触，因为那片土地的所有东西都是不需要被修辞清理的。于是，在《母亲的教堂》中，诗歌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诗的形式，或者说，还原了诗的形式：散文的排列方式及其句法在这个意义上是最“干净”的，它对应于书写对象的清白特征。

叶美的诗中还有一些可辨识的特征，比如天然率真的态度，以及从私人视野出发的介入意识，这尤其暴露在《信仰》最后几行：

所以我学习着我爱，并坚定

思想不会先于行动，行动就是思想

思想来自信仰，劳动就是信仰

尤其是“行动就是思想”中，可以概括出一种诗学提纲。叶美诗中对个人性别身份，尤其是作为性别的个人身份毫不避讳，就其自身探索而言，它们是极具激进性的。比如《祭念》一诗，标题的“祭”字可以理解为是对之前关于女性想象力的贫乏而唱的挽歌，其立场鲜明，诉诸诗歌词汇的决绝，“对，温柔，就是她，她们的代名词/被各种良心学，相濡以沫学演绎着/仿佛美能随之飞出，媲美自己屈辱的缄默”，作者出击的领域，是当代中国女性史上的边陲，而在装备全无的情形下，不得不进行最直接的词语肉搏。这不禁让人想到，要是萧红等人再世，可能持有同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拒绝被任何外在压力修正的，对于性别角色扮演的愤怒，和对于任何角色扮演的愤怒，对于伪装、不真诚的愤怒，在叶美身上是一以贯之的。它提醒我们回归到一个常识，即诗人是一个真诚的、具有赤子之心的人。

我本该在谈论诗歌的地理时也谈到《钟鼓与巢穴》这首诗，在这里作一点补充。跟《小镇》的朴素相比，《钟鼓与巢穴》是把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对应到了词语本身的复杂性。它在意象的衔接上是超现实的，而在指涉的对象上是由平面深入到立体甚至四维向度的。“钟鼓”暗示了时间（暮鼓晨钟），也暗示了地标意义上的钟楼和鼓楼（但愿我没有作过多的解读，我相信它是诗人的一种潜意识的联想），而“巢穴”，则是家和慵倦，是女性的身体，是生殖和衰老，也是城市的多孔性及其织体的复杂性的象征。此诗另外还涉及往返与迷失，涉及回忆与遗忘……其主题的含混性也暗示了诗人处理的经验的含混性，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含混性。

作为一个读者，但愿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偏差。

（《塞壬史》，叶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