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文库》是由《芳草》文学杂志独家策划支持的一套文学书系，旨在为湖北地区一批不再年轻，既往作品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出版文集。文集每人三卷，140万字，对作者的创作是一次总结，也是给湖北地区的当代文学留下一批宝贵的资料。目前已出版（按出版时间排序）刘益善、唐镇、刘富道、绍六、李传锋、刘章仪六人所创作的代表性作品。 ——编 者
新年伊始，被“芳草文库”收录的《刘章仪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在《芳草》文学杂志的支持下独家出版，三卷本100余万字，盘点了作者40多年间的文学创作成果。第一、二卷分别收入他的成名作长篇历史小说《铁魂》（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和《枭雄吴佩孚》（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三卷收录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其他作品。他人写作的书评和媒体有关的报道，作为附录分别附在各卷的最后。
刘章仪是幸福的。在第三卷“附录”中，有老作家楚奇撰写的《武汉第一位工人作家刘章仪》，记叙了他的“文学苦旅”：1958年，16岁的初中毕业生刘章仪进入江岸车辆厂，当了一名翻砂工人，怀揣着文学梦的他在劳动生产的同时，刻苦读书，勤奋写作，在专业作家的帮助和厂党委的支持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工人作家。在革命年代，“工人作家”是作家头上的一顶光环，广受社会的关怀和读者的喜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凭着《铁魂》和《枭雄吴佩孚》，刘章仪声名鹊起，在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的文学界和读者群中，引发了阅读和评论的热潮。
《铁魂》初展历史
工人作家出文集，刘章仪在武汉算是第一份吧？40多年前，工人作家写长篇历史小说，刘章仪在武汉也算是第一个吧？能有如此胆魄、如此才情，真是多亏了他是一名“江岸车辆厂人”！刘章仪从16岁进厂当工人，一直做到厂党委副书记退休，45个春秋，他就扎根在这里。是这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江岸车辆厂，孕育了他的灵感，实现了他当作家的梦想。
发生在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称“二七运动”或“二七惨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领导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汉口江岸车辆厂是这次历史事件的摇篮，并为此献出了林祥谦和施洋两位共产党员的生命。生活在江岸车辆厂这块“圣地”的刘章仪，决心将他的文学梦种子撒在这块热土中。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铁魂》，就是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题材的历史小说。
《铁魂》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十月怀胎”则肇始于多年前参与写作“江岸车辆厂厂史”期间。先辈的苦难生活和为摆脱苦难而奋起抗争的精神，尤其是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江岸机务大厂（江岸车辆厂前身）共产党员林祥谦烈士的牺牲壮举，深深地激励着、感动着这位“江岸车辆厂人”。
十年磨一剑。1982年《铁魂》初版问世。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书写了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以悲壮雄劲的笔墨描绘时代风云，大受读者的欢迎。两年后再版，发行5万册。这期间有10家省级电台将《铁魂》作为长篇连播节目播送，还有多家刊物连载其中的章节推广。社会反响如此热烈，文学评论界也及时做了响应。文集附录中的许多评论，针对作品得失各抒己见。收在第一卷附录里的《气壮天地，义贯长虹》一文，作者张敏书从文学主旋律的角度，对作品题材价值、思想意义、英雄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其立论高远，运思绵密，但也有颂扬失度的宽容流露于行文间，且抄录小段如下：
总之，小说在刻画众多人物群像时，努力使正面人物不概念化，反面人物不脸谱化，次要人物不影子化，个个性格鲜灵活现，各显异彩，让人如置身山阴道上，有目不暇接的喜悦。而这些人物形象却像是一个个聚光点，各以其独特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强烈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各种光度、色彩和信息，共同构成一幅那个时代独具的生活画面。（第一卷348页）
其他众多评论对作品的肯定大体相同，而歧议主要集中在对小说主人公生活史描绘的真实性的问题上，由此引出关于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间的关系论争。品读《铁魂》的一个分明感觉，是作家很长于讲故事。作品因为描叙了林祥谦的成长过程，但有关林祥谦在江岸机务大厂9年生活的史料却极其稀缺，这正好给作家扬其所长的机会。刘章仪笔下生花，揣摩时代风习，把握人物性格特征，虚构出主人公生动鲜活的成长故事。历史小说要根据史实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为此，评论家吴永平指出：作家虚构一连串突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斗争故事，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可是“过多地采用虚构的情节，必损失历史题材的‘质’的规定性，挫伤读者的审美情绪”。（《〈铁魂〉〈枭雄吴佩孚〉比较观》第三卷1058页）因此吴永平明确地指出：《铁魂》的一大不足，正是虚构太多。
然而，另一位评论家却对此兜头泼去一盆冷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不能完全照搬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而应该给艺术想象以广阔的活动空间。不能设想，删去‘考场斗洋人’、‘舍身平械斗’、‘大闹阴寿堂’这些虚构的情节，《铁魂》还能剩下什么艺术价值。”（胡夷威《春日书简——致〈铁魂〉作者刘章仪》（第三卷1091页））
“历史题材‘质’的规定性”，一时难以说清并取得共识，但读者的审美情绪显然没有受到什么“挫伤”。5万册再版印数，10家电台轮番连播，便是证明。更有甚者，那些选载《铁魂》刊物所选载的章节，恰恰多半是小说中虚构的激情故事。不久，刘章仪在《〈铁魂〉写作略谈》中总结道：“不必是必有的实事，却是会有的实情”。他从文学圈的讨论中，提升了对历史小说创作的认识，表示要在今后的创作中“超越自己”。
其实，历史小说创作关于“史实”与“虚构”的问题，分歧与论争由来已久，早在演义小说风行的明清时代，口水战从未止息。“忠于史事”，“无一处无来历”，或作为历史小说写作之优长而备受赞赏；“拘于史实”，“照猫画虎”又能作为贬斥的口实。确实，合理把握历史小说创作中“史实”与“虚构”的分寸，让专家学者点头，让读者称快，真的是难矣哉。它与作者自身的才学识，与史料的丰俭，以及时代审美情趣等主客观条件都相依相连，借用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形容：那就是“戴着镣铐跳舞”。
《枭雄吴佩孚》与“戴着镣铐跳舞”
彼时，刘章仪准备要继续“戴着镣铐跳舞”了。他正酝酿着的《枭雄吴佩孚》，更是“硬碰硬”的重大历史题材，涉及现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以及与这个人物共存亡的民国之初的北洋政府（1912—1928）一段历史。
掌握北洋政府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怪胎”，它兴起于清王朝专制体制之中，卵翼于西方殖民者势力之下，更借“民国”之名，实际统治中国16年。对于这段纷繁陆离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史学界的认识，大抵囿于阶级本质的单一角度，作出“反动”“腐朽”“落后”的判断。
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吴佩孚被判定为大奸大恶的军阀，《铁魂》里的他只是在晦暗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个配角，他的作为就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不曾想到，刘章仪偏偏要将《铁魂》中的反面角色再次写进他下一部作品中，并且让他充当主角，站在艺术光照的中心，演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段历史。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对于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实践，在上世纪的80年代，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枭雄吴佩孚》构思写作之初，刘章仪就已经“超越自己”了。
《枭雄吴佩孚》似乎可以看作是《铁魂》的姊妹篇。两部作品在时间和地域上衔接交汇，（《铁魂》止于1923年，《枭雄吴佩孚》起于1924年，活动空间都在以汉口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历史人物更多有重合（吴佩孚，白坚武，肖跃南，张广生）。但两部小说在历史观和文学风格上却呈现出不小的差别，不像是血脉相系的姐妹。这种差别并非由于前者虚构多，后者史事明，《铁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的史观指导下写作的，而《枭雄吴佩孚》则是在中国现代史史观的观照中酝酿创作的。两种史观可以统一在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范畴之内，但至少它们的历史视野存在广狭之分。后一种史观角度扩展了作者观察历史的视野，提升了甄别史料、规划结构、确定题旨的主动权。
书名《枭雄吴佩孚》就多少透露了作品题旨的意向所指。在汉语词典里，“枭”字包含了骁勇雄强之义，以枭字起头的词，枭雄、枭将、枭骑等，都是中性词，《三国志 吴志》中，周瑜、鲁肃以“枭雄“指称刘备，意非轻污，实乃看重。但在狂飙激进的“五四”时期“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枭雄”一词逐渐趋向贬义，成为专用于拥兵自重、祸国残民军阀头上的冠词。刘章仪大体是在这般意义上使用它的，并戴在吴佩孚头上以作书名。虽然还是一个反面人物，但绝不会只是《铁魂》中制造“二七惨案”的刽子手吴佩孚了，那个单一扁平的文学形象，必定会在《枭雄吴佩孚》中丰满地立起来。
刘章仪有意避开了《铁魂》展示主人公生活史的构架方式，而是选择了吴佩孚搅动历史的人生中的一个片段，即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致使直系全线崩溃，惨败的吴佩孚率领残众由豫入鄂，受困履险后，重新拥兵复出，荣任“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但旋即在两湖战场被南方政府北伐军击溃，由此退出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这种大落大起再跌落谷底的人生历程，既充满历史外部世界的戏剧性，又少不了人物内心历程的波澜曲折。作品借助历史风云的片段，塑造“枭雄”的神形，显现出作家举重若轻的智慧。尤具匠心的构思，是在刻画主人公这两年间的起伏沉浮，作者也不一贯到底地直写下来，而是巧为剪裁缝合，从中截取三个最富于包孕性的时段（1924年冬到1925年春，从“引子”至第十一章；1925.10-1926.2，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1926年8、9月，最后两章），将其间真实的史事，与可能的史情融合再造，敷演出一幕幕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历史活剧，“枭雄”吴佩孚自始至终，活跃在这一历史舞台的中心，于聚光灯下，逐步鲜明起来。
小说开场就勾住读者眼球，从吴佩孚带领800残兵败将，行至豫鄂交界处受阻，被困于鸡公山这个历史当口切入。第二次直奉战争，使中国政治局势失去平衡，直系内部的各种势力，也面临权力再分的格局。直系将领鄂督肖跃南心怀鬼胎，观望时局如何发展变化，因此拒绝吴佩孚欲从武胜关进入湖北的要求，吴、肖矛盾就此拉开。吴急于入关至湖北将息养兵，以图再起；肖虽欲改换门庭，另寻靠山，仓促做出拒吴姿态，却又畏惧吴大帅这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而复派参谋长张厚生专赴鸡公山试探吴的底细。小说开局写吴、肖斗法，欲进欲拒之势，极尽波折云翻之能事，主人公“枭雄”的神形，活脱地展现在情节发展中。
吴佩孚得知张厚生将要上山的消息，心中欢喜，却对一听见消息就大喜的部将靳云鹗大加训斥，又在洞察肖、张来意之后，向靳面授机宜，叫靳照他设下的锦囊妙计行事。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肖跃南的特使张参谋长抵达鸡公山的同时，吴大帅带着一行随从，游山逛景去了。张厚生初尝“冷板凳”滋味，接着又由靳将军引导他进入“迷魂阵”，“无意间”让他窥见了演兵场上吴军官兵卧薪尝胆练兵习武的阵势。张厚生上山时的骄矜之气被消解掉了，“打定主意，见机行事，以忍为上策”。两天后，吴大帅这才召见张特使，在温馨亲切的交谈中，处于危机中的主人公昂昂然主动出击，显之以威，诱之以利，终于将肖督军的特使笼络成了自家“掌握在手中的信鸽”。
作品从开始就注意主人公性格的复杂和多面性。在着重揭示其奸诈权谋的性格特征时，力求将他还原成一个源头有活水的生机活泼的历史人物，在这一部分章节乃至全书，作家不时插入吴佩孚清夜舞剑，击磐问卜，吟诗抒怀，作画赠人等细节描写，不仅有助于唤醒读者对这位素有“儒将”美誉人物的回味，更使他的这种性格和习性，同他前半生中过“秀才”，卖过字画，当过相命先生的经历有着因缘相连的依据，使人物的真实感更有深度厚度。
强悍豪雄，机诈权谋，是军阀吴佩孚的性格主导面，这种性格同他的以武力统一中华的野心是分不开的，这一野心，有时会表现为一种家国情怀，但其私心是对于权力的贪欲，为了掌握权力，巩固权力，又必然会滋生狠毒凶残的手段。初上鸡公山见官兵有离散之心，便将一位发点牢骚的副团长枪毙；登上“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宝座，急欲东山再起重整旗鼓时，毒杀了怀有二心的联军副司令肖跃南。而所有这些性格的多个侧面，又受制于盘结在他心中的某种信仰，某种理念。
与《枭雄吴佩孚》同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李新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第二编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吴佩孚的文字：“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理’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琨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那个昏庸的上级”。这是在“贿选”一事上，对吴曹有所区分的评论。但行文中说他“知书达理”，“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值得我们注意。而在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上册中，明确地指出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作为指导的。这个由晚清重臣张之洞提出的集封建道德之大成和应时而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后来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流意识。而“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中体西用’的典型”。
由此可知，由于长期习染而致的封建意识、封建伦理，是盘踞在吴佩孚头脑里并塑成其复杂性格的主要观念。在《枭雄吴佩孚》的第十四章里，主人公借鄂督肖跃南为他荣任“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而举办的盛大宴会上，酒酣心热之际，即席随性发表了一通阐述自己人生理想的宏论，其核心就是封建道统的那一套说词。他开始纵论天下人物，鄙薄张作霖是不识字的土匪，讥刺段祺瑞如同朽木，判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要么不合国情，要么只是空想。然后亮出底牌：“我们是在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的炎黄子孙。我们中国百姓信奉的是孔夫子的学说，是忠孝节义，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根生蒂固的，是什么外来的主义也代替不了的。”并强调这是他在“把孔夫子的传世经典又通读了一遍，也想了不少问题”之后，得出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针。这一通含有些许悲情的演讲，流露着他骨子里的一种真诚，即他的“儒教”信仰，他要在武力统一中国后，以孔孟之道治国施政，使已被摧毁的皇权体制（中体），用改装了的新面貌（西用）延续下去。
与会的两位女记者，在聆听过吴总司令的一番宏论后，窃窃评论道：
“这才是真正的吴佩孚。”
“一个中国历史造出来的怪胎。”
确实，吴佩孚正是生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由中国历史文化养育出的一个“怪胎”。《枭雄吴佩孚》只涂画了他人生中短暂的两年，倘若纵观他的全部生活史，他“怪”的复杂性多样性就更加分明。比如吴佩孚字“子玉”（时人称他为“玉帅”），这是他初通文墨的父亲为他取定的。他是山东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他父亲敬仰的乡贤，戚继光字“佩玉”，父亲就将“佩玉”二字嵌入儿子的名（佩孚）和字（子玉）中。这是父辈将家国情怀兼及光耀门庭的“基因”植入少年吴佩孚心魂之始。他22岁考中秀才，是北洋诸将中最“知书达理”的人。美籍华人史学家费正清甚至称他为“学者军阀”，正是儒学深入其骨血的原因。晚年退隐北平，由儒入佛，著书立说依然不改用世之心，主张“振衰起弊，惟一之道是要振兴文化。”（《循分新书》，转引自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绪论》）其对封建伦常、儒佛义理用心之深可见端倪。
在史学界，对吴佩孚的晚节有过怀疑甚至否定。名节对于“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来说至关紧要，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何况对于古称倭寇的日本侵略者，更有“华夷之别”的观念存在。曾把自己演兵场上点将台命名“（戚）继光台”的“吴秀才”，即便只是为了“千秋名节”，他的绝不答应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坚不出山附逆，不是这个“怪胎”做出的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决定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也超越不了这句话的指向。所以刘章仪的《枭雄吴佩孚》，是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之交的作家所认知的军阀吴佩孚。当时的史学研究成果以及文学主旋律的要求，都会投射到这部作品中。总体来看，我的印象是：作为活跃在上世纪20年代政治舞台上的这位历史人物，在作者笔下，军阀强悍权谋的一面，表现得十分鲜明，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其胸襟、智谋、举止，都历历呈现，并耐得咀嚼。但对大奸大恶军阀之外的另一些性格侧面，如家国情怀，习性操守等，则兼顾得不够。或者说，作品展现主人公政治生涯轨迹多，而剖析其心路历程少。尤其是最后两节，在溃败中逃离汉口的吴佩孚，已经没有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点气象了。但即便如此，刘章仪毕竟在40年前，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学奉献了一部刷新文坛的长篇历史小说《枭雄吴佩孚》，并塑造了一个情貌丰满、风神独具的崭新的艺术形象。这就是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受关注的原因，也是40年后“芳草文库”隆重推出《刘章仪文集》的原因。
逝者如斯夫，刘章仪今已七十有五了，砚田在望，笔耕有待，期待这位老作家伏枥之日，还能作骐骥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