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王是个俏皮的笔名，但她的小说却让人不断承受着某种异常扎实的痛感。这是多么奇妙的巧合，就像小说里洪小声、宋雨冰、梅林和她们的故事，一时涌来的荒唐、俏皮却令人难以发笑。王小王从不想引人发笑，她要把那些或青涩或深沉的情感与出其不意甚至颇显怪诞的行为和处境搅在一起，调配出一种横亘心头甘苦难辨的味道。
《铅球》以格外轻盈的节奏铺开了一段充满着好奇与喧闹的青春岁月。13年前，“我”还记得宋雨冰“好看得把你吓一跳”的笑，铅球测试却把这个好看的女生和体育老师陈庄重绑在了一起。先是陈庄重把不得要领的宋雨冰刷地抱了起来，咬牙切齿地说“我把你扔出去算了”，接着便传出了他们之间的“丑事”。所谓丑事，也不过是一个雨天，宋雨冰将一把小花伞送到了陈庄重手里，但这丝毫不会妨碍男生们在“关键时刻”替她打抱不平的悸动的心。可这其中似乎又另有隐情，因为送伞的是“我”。当那段懵懂羞涩又藏着兴奋与嫉妒的时光被铅球测试中的严重事故打破之后，事情才变得诡异起来：“我们班原来是四十七个人，毕业照上只剩下四十五个。我查来查去，确实只有四十五个。可是很奇怪，除了宋雨冰和任晶晶，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
“我”是谁？这不但困扰着宋雨冰，也困扰着王小王小说里绝大多数不知所措的灵魂。《第四个苹果》中，主人公对自身经历的想象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关键。小说不断切换的人物独白是一宗杀人案逐渐真相大白的叙述形式，它当然不只是为了展现一个女人的身世秘密，而是要在某种“生活在别处”式的曲折故事里发掘人隐秘的心理需求。但是，一个家境很好、父母和睦、从小品学兼优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在男人们、朋友们面前编造农村来的打工妹、不幸的单亲家庭等一系列谎言？这在小说里始终是个谜。这个时候，王小王还不急于把身份的奥秘公之于众，但从之后来看，她已然把这个蕴藏着终极追问与文学书写可能性的命题纳入到了自己的创作视野中来。就像《鸟死不能复生》里那对各自想着别人却因意外事故殊途同归的男女，像《救世主》里总是不走运却意外发现自己“庄严使命”的吴学富，他们的命运以及故事推进的内在动力全都来自身份、处境以及自我认知的连锁反应，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结局的意外全然构成了对小说人物及其环境设想的悖反。这不仅是故事内部寻求波澜与曲折的要求，也是中短篇小说典型性和寓言性的精髓所在。
《请用“霉”字组个词》是篇极富趣味性的小说。班主任辛老师是自己的亲妈，这成了一件让洪小声感到为难的事情：“辛素洁说，在学校不许叫我妈，上课不许，下课也不许，放了学没离开校园也不许，周围没人时也不许。总之，在学校我不是你妈！”可问题是，亲妈和辛老师又会在一些时候悄然合体，这也就让“我”在有意无意间扮演起了班里的“间谍”。但渐渐地，“我”又能在如此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里寻到一些“乐趣”，“我时常会不小心出卖我的同学，但是辛素洁不知道，有时候，我是装糊涂，我是故意的”。父亲好像对母亲严厉又整洁的做派一直不那么习惯，总爱搞一些幼稚的小动作，“我”虽然打心眼儿里鄙视父亲的“不成熟”，却从来不出卖他。可不知怎么，“我”竟把父亲和一位阿姨在地毯上的秘密告诉了“辛老师”，于是父亲好像出了很远的门，辛老师也不像是原来的“辛老师”。小说的故事一点也不复杂，但当“我是谁”的问题被代入其中，倒真的产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辛素洁是辛老师又是“我妈”，“我”是洪小声又是班主任的儿子，可他们偏偏就在王小王的笔下恪尽职守地遵照自己的不同身份行事，那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反倒在小说里上演了一场颇具哲思的闹剧。《铅球》里“我”与“宋雨冰”的执意分裂还存在不愿面对的记忆等诱因，等到《请用“霉”字组个词》，则是更加单纯的身份与角色的大戏。小说以一年级小学生未经世事的简单思维极力使一个人的不同身份在不受牵绊的环境里恣意登场，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寓言性，它在一个孩子天真而顽皮的世界里呈现了身份或角色运转最基本的原理。
如果把《铅球》和《请用“霉”字组个词》对身份的书写看成是带有目的色彩的审视与表达，那么《寻找梅林》则将身份的交替与转换作为手段来叙写某种深情与生活的终极难题。小说中，张久死了，留下梅林，面对被迫改变的生活，梅林特别想做一个决定。渐渐地，人们发现张久的手机又启用了，张久家的电话里不时传出张久的声音……甚至，张久的学生，也是怀了他骨肉的情人，突然被人照顾起来。仿佛张久真的死而复生，直到某天晚报上登出整版的寻人启事：“梅林，你回来吧！我很想你！”小说把一个女人痛失所爱的心理变化一步步展现完整，并在最后推向极致。梅林改变生活的努力变成了一个连环套，那些试图打破心结的尝试又将她牢牢地禁锢其中，挣扎越是激烈，绳索收得越紧，直到最后彻底丢失了自我。小说以一种不顾常理的劲头将故事一步步推进，原本对丈夫的情人晓闻心存怨念的梅林不但请求她生下肚里的孩子，而且托起她的手，庄严地问道：“晓闻，你爱我吗？”至于小说结尾那一整版的寻人启事，更是让人难以分辨它的发出人到底是张久还是梅林。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它以多么荒诞不经的形式表现出来，藏于背后的都是那无法割舍的留恋与深情。小说在此触及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死亡。个体的消逝不可阻挡，但它对依然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寻找梅林》开列了一道宿命式的单选题，或为张久，或为梅林，总之不可圆满，既写出了身份的含糊与可变，又写出了身份的局限和狭隘。这一切都是被置于一个不合常理的情理中进行的，小说因此显现出一种特别的力道，它时刻处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之外，却把最深层的情感诉求与难题安放在普遍的现实生活中，所以由文本的荒诞走向情感震颤与共鸣的过程反而变得格外顺畅。
随后，王小王创作中开始出现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比如《倒计时》中的“医患”和《愿人人都有一个悠闲的午后》里的“贪腐”。但是，你休想在王小王的小说里看到闹闹哄哄带着市侩之气的故事，相反，她用这些恼人的素材写出了某种高远的情怀和对生死的体悟。《倒计时》有着它的独特之处，因为其中有“医患”，却不见多么激烈的冲突；也有广义的“安乐死”，但死法却不见得安乐。小说开始于丛山和张楠含糊的对话，乍看上去像是某次医疗事故之后内心的波涛汹涌。但事情可能并非那么简单，小说零乱无序的片段最终拼凑出它的来龙去脉，丛山帮助一位病人完成了“自杀”。王小王显然不仅仅要以什么特别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故事，她有更苛刻的追问。这到底算不算“自杀”？从自杀者崔明月的角度看，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且值得庆贺的。但在医生张楠那里，这似乎又意味着某种危险。其实丛山也难以掩饰内心的忐忑与纠结。于是，小说里的事件在此变成了一个伦理难题，王小王几乎调动起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对此展开了一场辩论。我们看到张楠在整个事件中的变化，从断然拒绝到“我就算治好她的病，也救不了她的‘命’”以及“没有这件事，他们的人生在本质上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自省。这是一种身份与职能的松动，但在这种对身份与职能的背叛里，似乎包含着更大的善与体谅。
已故的父亲在小说里如同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他不时在丛山陷入困顿时现身。所以，我们与其相信它是亡灵归来，不如说它是丛山自己与自己的较量。在那场与“父亲”的对话里，所有围绕现世的可能都被丛山否决，那么惟有一死才是最终的出路。这不同与《寻找梅林》中归来的张久和梅林的关系，因为“张久”和“梅林”只能存在一具肉体，而两个“丛山”相生相克，让人很难说清到底是谁占了上风。这种关系在《愿人人都有一个悠闲的午后》中显得充满诗情画意，你很难想象一个即将被捕的官员在决意去死时，内心被天上的白云、白云下吃草的牛和匹诺曹的故事占领。而小说的疑问落在：“他那时候是个真正的人，还是现在是个真正的人呢？”之前王小王小说里那些分裂的身份在《倒计时》和《愿人人都有一个悠闲的午后》里终于融合到一起，这不仅是故事性的调整，也是谈论“身份”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世上本不存在单纯的“自我”，也不存在只有一面的硬币，人们终将在不同的面貌与不同的处境里辗转腾挪，困扰着自己也困扰着别人。
王小王的小说无疑是极具现代性的，其中很难发现超凡的英雄，即便是在《救世主》里，吴学富也不过是个偶然中了头彩的倒霉蛋。她笔下的人物在更多地审视自己，但在他们内心的最深处，他们相信自己的难题只有通过做点什么才能得以解决或证明永不可解决。他们往往需要明确或隐藏一个身份，需要通过这个身份来找到自己生活的证据，但很多时候，这个身份又是极端虚无的，因为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才会生效，而这又使其常常被某些难以抗拒的力量所左右。于是，在那根植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的故事里，人们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看似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哲学难题。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王小王的独特之处，因为她的小说尽管要在琐碎生活中寻找一个奇异的出发点，却决不会成为那种止步于日常生活经验而去挂靠某种特别情趣的创作。她始终被一个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根本问题所困扰，执著地在小说里与自己辩论，就像其中那些分饰几角的人物一样。这不是“分裂”，因为它会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掩盖更深层的思辨，而王小王恰恰要在这些形式化的分裂之间去寻找某种内在的关联——这当然是困难的，但如果要去坦诚地面对现代人的虚无，要从更深的层面去挖掘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症候，这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王小王正是要将那些令人为难甚至避之不及的终极命题注入到小说里，以文学的形式让具体的人在更繁杂的环境中上演她艰难的自我审视与辩论。虽然这种自我刁难式的思辨常常会令人陷入到无奈的尴尬境地，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至少在王小王的小说里，人们大概不再愿意相信那些不证自明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