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的中篇小说集《黑眼睛》收入他近年来创作的4篇以师徒故事为表达对象的中篇小说：《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完美的焊缝》《黑眼睛》，自此“师徒系列”亮相文坛。4部中篇小说都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型国有工厂为时代背景，抽取了“师傅与徒弟”这一组感情亲密却伦理秩序分明、传承经验却面临价值挑战的人物关系。他们站在各自的世界，对于现实与理想、忠诚与背叛、良知与救赎等命题不断指认，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观照视角，为文学史呈现了新的文学景观，贡献了新的人物形象。
寻找人们的精神成长足迹，成为小说集《黑眼睛》的集中意旨，而光明就消隐在约定俗成的世俗观念和师徒伦理之中，这仿佛无边的穹顶抑或灰霾的笼罩，给人性蒙上一层暗影，在字里行间氤氲而来。
《阅读与欣赏》中的师傅冯茎衣在没有爱情和孩子的婚姻之外恣意享乐，引起身为文学青年的徒弟“我”的反感和恼怒，即便她后来一改风流成为名副其实的“铆焊大王”，也无法培养出一个技术上响当当的徒弟。她只能是“我”的读者和支持者，不仅为“我”买来《小说月报》，还需要在夜里穿上红裙子敲响唐厂长的门来完成“我”调动工作的心愿。当冯茎衣为徒弟率真而毫无保留的付出时，“两旁的白杨树被风吹动着，在暗夜与路灯光的交错中，黑色而互相碰撞的树叶像是诉说着黑色的故事”。
《卡斯特罗》则借助时空延展和道具来完成主题的诗意呈现。在陈静含冤忍辱远走内蒙古边疆——锡林郭勒盟赛罕塔拉镇25年后，一个记录着师兄欧阳自强花天酒地的账本让她以复仇的名义重回故地。然而，记账本不但没有帮陈静还原真相、找到清白，却引出欲望展开权力角斗。记账本和卡斯特罗雪茄作为两个鲜明而独特的意象，成为真相和正义的见证者与藏匿者，它们相互排斥又互为帮凶，它们既是证人也是凶手，在互相撕扯中，陈静耗尽生命去追寻那仿佛伸手可触的真相，但卡斯特罗雪茄不见了，记账本消失了，一切寻找和努力，包括陈静的生命，都遭到了嘲讽。“我在赛汉这十年……如果说还有什么牵挂的话，那就是我的青春，我抱憾终生的青春。”她临终前对师傅哀伤而无奈的告白，变成撞击着师傅灵魂的无言拷问，而这富有诗意的构思和意象，也染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在先锋文学已经不再是精神突围，甚至日渐式微的当下，刘建东“却是把文学的先锋姿态坚持地最为坚定和悠长”（孙郁《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作家。在先锋表达的本土化上，刘建东深入挖掘了师徒关系的丰富含义。
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赋予工厂的活力使工厂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透视人性的舞台。师徒关系通过一个经验丰富、技能全面的“专家”角色的示范，向一个初入职场、知识经验匮乏的新手实施情感和道德影响。但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同时也带来多元思想和精神启蒙的需求。“师徒关系”不仅成为剖析工人精神世界的切口，同时也变成一个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既渴望传承又要面对挑战的新型关系。工厂中的师徒关系一般由厂方指定；随着工作变动或者学成出徒，师徒关系是可以随时解除的。既具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捆绑性，又具有若干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让师徒关系变得异常丰富而值得玩味。
同时，与改革开放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师徒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师徒已经在精神世界分道扬镳：以精英文化为背景、拥有大学生身份的徒弟，和以大众文化为底色、用经验维系权威的师傅之间，三观上产生裂隙，构成了文本中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时，综合了师生传承、武侠门派和父子伦理的师徒关系，在工作关系、道德忠诚和长幼情感的交集中旋转，并不断表达着从技术权威、生活权威蔓延到精神权威的心理需求。以保护和支撑为外在表现的“父子伦理”的变形，在渴望独立精神的徒弟那里，遭到了严重的反弹。这是在“父”以外的精神依赖和压抑，这一关系的提取和发现，为先锋书写提供了宽敞的空间，为诗意的充盈和饱满找到了土地。
《完美的焊缝》中的郭志强一出场就是告发师傅的“内鬼”候选人，正是由于他对师傅坚固的“规矩”深恶痛绝，对带着僵化腐朽气息的师尊无比蔑视，对过生日、陪打牌、偷拿厂里物资救师弟女儿等一系列做法坚决不从，因此成为一个既有师徒体系中的另类。《黑眼睛》中的骆北风在暴风雪夜里救下因巡检设备冻晕的徒弟欧阳炜，并按照省工人报社和厂建设指挥部的要求，杜撰了一出英雄勇斗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神剧，通过自我“污名化”实现了对徒弟也是恋人的成全。命运的分野被历史巨变放大，当骆北风的名声、遭遇、情绪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跌入低谷的时候，欧阳炜逐渐地却又是轻快地忘记真相，一时间，良知缺席、谎言篡位、拒绝救赎，在世俗生活的磨损中，欧阳炜对师傅从依恋感恩变成两不相欠，变成“怒其不争”、无比嫌弃，最终陌路。骆北风则是极其主动地把青春、事业、生活、名誉一起撕碎了，扔到呼啸凛冽的北风中。由此可见，《黑眼睛》中的师傅与徒弟，并不因为情节的走向而趋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一直在进行着精神辩论、影响着彼此命运的他们，几乎是同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希望和光明。更为荒诞的是，他们连基本的师徒都没有做到。小说中的徒弟们或因志不在此，或因个人恩怨，都没成为传承衣钵的接班人；而师傅们不但在对徒弟的技术帮带上乏善可陈，也没有完成对徒弟的思想启蒙，他们或奔放自我、或传统懦弱的价值观遭到了“徒弟”的集体反动。
当然，师徒只是作者观察人情、思考世界的视角，并不是他叙述和表达的终点。刘建东显然具有清晰的整体意识，尽管他对象征和视角情有独钟，但情节逻辑和人物命运始终主宰着小说的方向，在人物及其关系不断荒诞化的过程中，师徒的价值认同裂缝不断加宽，精神对话演变为精神辩论，支撑着悠远的抒情和苍凉的诗意。
放弃技术传习的“顺”，突出精神独立的“逆”，把“顺从”的逻辑讲成“拒绝”的故事，是《黑眼睛》的精华所在。无论是郭志强遵循内心、渴望正义的叛逆，还是欧阳炜颠倒黑白、欺世盗名的叛逆；师徒关系与师徒话语的重构，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它呈现了师徒关系内在逻辑的悖论，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深入的思考，为悲剧命运的沉重抒情和咏叹的同时，又增添了哲理的光芒。而对于这种因世界遗弃带来的高贵的孤独，对于自由、正义的坚守，对于自私、懦弱的唾弃，都在文本中显露出来。也正是如此，刘建东的作品自幽微处来，却能行大方之气；从黑暗处观，却能给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