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又一次来到淮安，拜访周恩来纪念馆，和周恩来故居，感慨万千。我清楚地记得， 1976年高中毕业前不久的1月9日早晨，我正在吃早饭准备上学，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惊闻噩耗后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思考周总理怎么就不回老家淮安看看呢？66年，哪怕一次、哪怕顺带也好。

是太忙太忙吗？是的，但也不全是。

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见周总理时发出邀请：“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呗。”对家乡人的邀请，周总理点了点头。他感慨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他微笑着给王汝祥讲了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1960年春，淮安县委去北京看望周总理。其间，周总理不但回忆了童年生活的情景，而且仔细地关切询问：“文渠呢，还有水吗？”“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并满怀深情地谈及淮安城里的东岳庙、三思桥、驸马巷。

1939年春天，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踏着抗日硝烟来到我国东南前哨的浙江开展抗日活动。3月28日至31日，他以“到绍兴祭祖”为掩护，与浙江地下党组织联系布置革命工作。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1946年的一次采访中周恩来对记者说：“我已经36年没回过家了。估计母亲坟前已经杂草丛生了吧。”当时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离淮安近在咫尺，他是有机会回淮安的。

1950年1月，他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回忆道：“那时我就很想从南京回到淮安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克制住浓浓的思乡之情，没有回去。他说：“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当时国家还十分不太平，蒋介石极有可能会引发内战。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关注。一旦内战真的爆发，那亲人的安全肯定会受到威胁和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他近在咫尺而没回日思夜想的淮安，没到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是出于对家乡亲人安全的考虑和不给基层组织添麻烦。

1949年后，周恩来仍然一直未回淮安。1958年曾盛传周总理要回淮安看看，于是当地官方拓宽了南门大街，又将周总理记忆中的镇淮楼改造成独栋的楼宇。周恩来的秘书王伏林回忆也说：“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淮安，思念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俯瞰淮安后的周总理回到座位，一言未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淮安的变化不大，大运河、（文峰）宝塔、镇淮楼都还在，只有南门大街好像变宽了。”

少年时就有报国大志、乳名“大鸾”的周恩来，在修身课上接受校长点名提问时就清晰而坚定地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言，他此后一生也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施展自己的抱负、践行自己的诺言。

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表妹万贞时，万贞的嗣子钟则朱曾问他为什么不回去。周总理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1963年7月22日，周总理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总理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时说：“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生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总理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周总理不只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以致周恩寿夫妻到死后，把骨灰葬到淮安才得以“回家”。

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来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杨氏儿媳，周尔辉之母）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不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80岁的杨氏病逝后，周恩来收到了县人委的汇报与办理杨氏后事的费用单据后，于1957年4月19日又写信给县人委：“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我伯母家现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寄给，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现寄去安葬我伯母费用所欠垫款25元，请查收。”

1961年，淮安县委送了一些藕粉、莲子、工艺品、针织品等家乡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信上写道：“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藕粉等的偿付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以后有便再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恩来虽然衣锦未还乡，但是家乡人民敬重他，也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