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写意作为一种艺术追求与美学倾向，可以拓展、深化电影艺术表现力，对电影的主题呈现、寓意表达、意境营造等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中国电影民族化的主要路径。一代代中国电影人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努力建构并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内涵。5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第20期影视大讲堂上，导演郑大圣就电影写意这一话题对话专家学者，对电影中进行写意化表达的可行性途径进行了有益探索。

电影写意的可能性萌生于不可思辨、不可思议之处，这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导演郑大圣在主讲时谈到，电影的奇观是对空间的如实收摄和对时间的同步捕捉。电影作为一个如此拟真、逼真、写真的媒介，自诞生以来不乏诗意和意境营造的成功之作。例如前苏联“电影诗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在直接用电影写诗方面作出巨大努力；而意大利导演费里尼与瑞典导演博格曼，则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入戏剧这一外援，这里的戏剧不是情节叙事意义上的戏剧性，而是戏剧的假定性，他们试图在以真实的拓片为本性的电影中捏造出假定性；在意与象、虚与实之间，便有了诗意或者写意的可能，这也是中国电影人可以发挥的地方，例如费穆的影片《小城之春》，超脱物象又不离物象，有意无意之间的那种暧昧、混沌并非刻意流露，宛如天成。

在对话单元，与会专家学者结合郑大圣作品谈到当代中国电影的“写意”尝试。认为导演郑大圣作品风格独特，从《王勃之死》《阿桃》《古玩》《廉吏于成龙》《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到《村戏》，他的作品积极探讨电影写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法与策略，更是一种创作态度。他的电影大都由历史故事改编而成，出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具有浓重的寓言性，其电影中呈现的悲剧色彩本身就是诗意的，导演通过突转、发现与苦难共同发力，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净化人们的心灵。有专家具体举例谈到，导演郑大圣在拍摄《廉吏于成龙》时站在舞台的侧面，这是一个让人跳脱了日常的观察世界的角度，生发出新鲜感与陌生感。当影像脱离了日常状态，进入陌生化，就进入了诗的境界。该片还采用大幕布的形式，用投影来表现周围的环境，具有明显的写意性，事实上戏曲电影一直处于美学矛盾体中，一方面要呈现戏曲艺术本来的程式美；另一方面还必须把握电影的艺术形态。优秀的戏曲电影总能从二者中找到平衡；而《村戏》则是一部元电影，电影中的故事都发生了两遍，叙事上表现出影像意蕴中的结构诗性，在故事与诗的吻合方面作出独特贡献。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电影中的写意展现了东方对生命哲学与审美的理解。对电影写意的探讨，既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又要与电影工业的发展、票房等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中国写意电影能否走出国门让外国观众接受并理解东方美学，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许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