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对外输出的一个重点对象来谈论文学与文学传播，固然是符合文化全球化时代特征的，然而，这样的课题往往因过于明确的“走向世界”的目的而囿于对传播实践的考察与展望，一旦资料不充足就会显得空泛而缺少学术研究价值。事实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现代化过程的实录，始终处于同“世界”和“世界文学”的联系当中。同时，作为一部汇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中国”书写，它本身就具备受“世界”各国家地区关注的理由，自然不会被现代“世界”所忽视。新文学自诞生起就处于与世界文学交汇的流动状态，而它在国外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既是新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也是现代世界文学交流过程中的环节。
什么才是研究新文学对外传播现象的重点呢？除了主题性侧重，每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者都需要思考这项研究的学科性问题，诸如：这项研究主要属于哪个学科？在哪些学科的范畴内展开？研究成果对这些学科有什么样的意义？总体而言，新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内的一项研究。它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在世界不同地区流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包括它们的翻译出版情况、国外对这些文本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文学交流记录、文化工业下的文学传播机制、世界整体文学环境等等。另外，它也是一项具有单向设定（从中国到国外）的传播研究，本质上研究的是中外文学关系，具有传播学和比较文学边缘交叉学科的特点，目前，这方面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处于边缘地带。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曾将“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作为第一个基本内容来讨论。他们将新文学的“世界文学化”（或“欧化”）看作和“民族化”互相联系也互相对立的侧面，强调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正处于“走向和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当中。回顾这部分内容的相关研究时，他们发现，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而“‘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甚少，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模模糊糊的”。
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不仅意味着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分割来展开文学史研究，还要求在研究中国文学“走向和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时，将世界文学的“回视”也纳入其中，形成“双向的或立体交叉的总体研究”。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整体性思考，恰恰是被当时的学界普遍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比较文学学科也在国内得到初步建立，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成为热门的课题类型。然而，这其中大多数的研究是从五四以来就不乏探讨的单向的“影响研究”，很少有能顾及到聚焦于中国文学的来自“世界”的文学目光。在三位学者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同年，他们写的讨论三位不同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章都被收录在《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为题的论文集中。“走向”一词虽然是指一个从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朝向，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当今文学如何“走出去”之类的海外传播问题，但是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另一个朝向：从海外往国内传输的文学影响，包括题材创作、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等各个方面。论文研究来自外国文学的影响，是研究它如何反向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融入以总体“交流”为核心的世界文学的过程。
“走向世界文学”同近年来海外传播研究中以“走出去”为目的的文学推广观是截然相反的 。总体来说，《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文集中“走向世界文学”的主旨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构想一脉相承：中国现代文学不是静止不变的学科，而是在同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对本民族文学进行反思，不断发展革新的动态进程。如果说这种现代文学观基本符合世界文学交流愈加频繁的当下，那么，要全面分析这个走向，分析这个“汇入”世界文学的动态过程，就不得不对其逆向的回流也进行审视和考察。然而，作为东方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不足以影响以西方为主的“世界文学”之时，“走向世界文学”首先“走向”的还是世界文学的影响，而不是世界文学的竞技场。这也就解释了编者在突出鲁迅超前的世界文学意识时，为什么引用的却是许寿裳回忆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出于“炽热的民族意识”，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去参评诺贝尔文学奖的段落。鲁迅拒绝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放在今天看来是对中国文学向世界推广外播的否定，在当时却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不成熟的顾虑。
相较于“走向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提法首先肯定了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之中的事实，不需要期待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这个研究主题从被忽视到得到呼吁，再到以“海外传播研究热”的形式兴起，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内涵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化”的文学史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类研究形成一片围绕“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主题的研究领域。“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不是一个静止的研究截面，而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交流的历史过程。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也都存在相通性，最终将随着历史时间的流动，“汇入”同一个文学空间。
各国文学原本就有共同性。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首先就是对本民族文学里的“共同”元素如何推动文学交流，最终使文学汇入“共同”世界空间的考察。陈思和把这种“共同”元素称作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可以表现为各国文学里的“共同”现象，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因素，与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因素同存。在他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在这种已有的、共同的“世界性因素”中形成与世界的对话机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关键问题。从“共同”的概念出发思考，对任何一项传播研究而言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拉丁词源学而言，“交流”（communicare）一词本身就有分享“共同”（co- ，mun- ）的含义 ，因此汇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从中国文学与世界共同性的向度来展开是无可厚非的。
“共同”的含义有三种。前两种包含在陈思和所说的“世界性因素”的内容里：一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中的同质特点，这种文学特征在传播到海外之后可能会因其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相似性而影响到西方学者与读者的接受程度；另一种是中国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产生的文学作品与其他地区文学创作中相通的地方。而第三种“共同”是关于共同媒介的研究。回到歌德时代“世界文学”愿景的隐喻。
这三种“共同”性大致可以概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向度。前两种偏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容与方法，后一种基本上是传播学学科内的工作，现阶段大部分研究主要属于最后一种媒介共同性的传播学研究。海外传播研究虽然处于学科边缘，但它的进展和成果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张，因此标志了学科的发展。同时，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与世界“共同”的文学元素的探究，也需要融入更多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内容和方法。海外传播研究的深化具有前沿性和当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方面会融纳新时代的内容、观念和研究，另一方面会融入历史嬗变之中的“世界文学”时空。学科的发展是不断地将更具有当代特征的内容纳入到学科研究当中、不断拓展学科外延的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无疑会在未来学科“当代性”的发展和重构中找到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