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讲稿《倾庙之恋》被多处转载，也被里下河文学研究的专刊收录，这篇是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手汪曾祺先生《受戒》的讲稿，也是他对同行前辈汪曾祺的致意。我印象很深是毕飞宇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汪曾祺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毕飞宇是多么骄傲的人，他对汪曾祺的评价可以说是“高不可攀”了。按说经过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沐浴，应该信奉“诗和远方”，应该开口博尔赫斯闭口马尔克斯才是，但毕飞宇没有忘记中华文化悠长的传统，没有忘记脚下这片深厚的江南大地。长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可以看到他成长成熟的踪迹，他们这一代人都在中、西之间兜兜转转，过后重新意识到丹纳“三要素”的重大意义。毕飞宇重新打量老乡施耐庵和汪曾祺的文学价值，重估士大夫传统的当代意义。
传统无所不在的力量，歌德、艾略特等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格非在《汉语写作的两个传统》中也结合现状谈道：“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看成是向外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也就是说，对整个传统的再确认过程。”毕飞宇的《小说课》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既有对外的敞开、吸收、徜徉，也有对内的回溯、摩挲和确认。从这个角度说，全球化时代我们谈论“里下河”文学也是为了重识并重拾本土传统。
勃兰兑斯在谈论巴尔扎克时将写作比喻为马拉松，一场无数人参与的盛大游戏，到最后冲刺时所剩无几。我的编辑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都没能“熬成婆”，中途改弦易辙了。当代很多作家都很有才华，最后有勇气和力气冲向高峰的人并不多，能够给世界文学增添奇葩的尤其少。我以为这不是因为不够勤勉，因为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是因为营养不良，是我们的阅读出了问题。我们习惯了狼吞虎咽，一目十行，都知道充分咀嚼对于消化食物非常重要，然而阅读时难免囫囵吞枣，暴殄天物。我们处在一个贪婪的消费社会，各种信息纷至沓来，阅读文学作品时同样贪多、贪艰深，我们希望现学现卖，能够在言辞之中展现自己的眼力之独到与视野之宽阔。我们信奉外来的和尚，却忽略了近处的风景，我们只知道增量却忘记阅读也需做减法。
从《倾庙之恋》的篇幅看，我们就知道毕飞宇读得有多仔细，对这个小短篇爱得有多深。到底读过几次反而不重要了。经典常读常新，他揭开了《受戒》的美学之谜：写庙宇时用戏谑的口吻将调子往下拉，而描写世俗生活时却稍稍往上提，这样一来整个小说在格调上就能够维持住平衡。普通读者想象庙宇总是难免与庄严肃穆之类的气氛挂钩，可是，汪曾祺对“荸荠庵”完全是照日常生活的样子来描摹的，对和尚也没有另看一眼。“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和尚在他笔下也就是一个行业，而将性工作者婊子和禁欲者和尚放在一起则是神来之笔。所谓张力由此产生。放纵性欲和禁欲无不为了谋生糊口，无高下之分，道德服从于现实。经过这种铺垫，荸荠庵的神圣性被消解了，明海与小英子的恋情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但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如何一见钟情，在哪里谈恋爱仍然是个问题。按照经济的原则，最省事的见面方式是小英子来烧香，刚好明海接待，于是暗送秋波，一来二往的，这固然符合情理，但显得庸俗。毕竟烧香是虔敬之事，不能心有杂念，何况小英子是这么伶俐、纯洁的小姑娘。
《受戒》为他们的相识、相知精心安排的情境就照顾了男女主角的身份、年龄。明海认识英子是搭她家的船去庙里，一般这船是她爸爸掌舵。但后来明海熟了，就是他来帮划船，英子坐船。在他们相熟的过程中，到寺庙偷鸡的铜蜻蜓曾当过道具，明海拿到英子家来，英子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试验了一回。这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一幕，小英子的妈妈也喜欢明海，要认他当干儿子。后来深入交往一是因为明海有半本《芥子园画谱》，大英子要绣嫁妆需要明海来画样；另一方面是明海不断帮英子家干农活，在这两种不同的劳作过程中，少男少女渐渐心心相印。作者描写了小英子田间地头的小脚印带给明海的情感荡漾。情感从慢慢铺垫走向高潮。认识从船上开始，小说也从船上结束，明海乘坐英子家的船去受戒，心乱的明海快速划船欲盖弥彰，纯洁的英子大胆表白，在通往受戒的船上破戒。《受戒》在叙事的简约、典雅和生动方面堪称短篇小说的典范，每位人物寥寥几笔就能传神。在第一次阅读时，这些精妙之处都被遗漏了。经过毕飞宇的阐释，这些细节得到放大、停留。如果我们只在小说中追求一个故事，那么选择《受戒》就完全是买椟还珠。读《倾庙之恋》可以弥补遗珠之憾，让我们重新欣赏字句搭配之间被忽略的夺目光彩。《受戒》的雅俗平衡实在是当代写作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些小说为求雅而失去了生命力，有些小说为求大众化写的庸俗不堪，如何游刃于二者之间，让深雅浅俗者均能各得其所，《受戒》别开生面，堪称典范。
看上去毕飞宇是在谈写作技法，但技法背后是作家的思想情感和理解人生的方式。所谓知人论世，毕飞宇认为汪曾祺是“活化石”，他的“文人气”悠远、淡定、优雅、暧昧，他追求的是“腔调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与真理”；汪式幽默是“会心”，是体量很小的幽默……这都是毕飞宇独到的发现。他还谈到汪氏的轻盈、唯美、诗意，这一切都取决于作家的人生态度，他是古典文人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是批评、是力；而古典文人的写作是沉浸、是美。
由于现代性建构的总体要求，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崇尚批判、启蒙和反抗，而忽略了继承和扬弃，忽略了传统文化中五彩斑斓的宝藏和延绵不绝的生命力。正因为这种大的时代背景，1980年发表的《受戒》才会那样叫人耳目一新。改革开放之初，西方五花八门的流派让文学界目不暇接，《受戒》提醒我们要注意被忽视、被革命切割的文脉，也提醒我们哪怕是“受戒”这样神圣的仪式也无法压抑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欲望，和尚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肉身，有七情六欲，该吃肉时吃肉，该赌博时赌博，该赚钱时赚钱，该谈恋爱得谈恋爱，始终以人性而不是以符号来对待笔下的人物。
《倾庙之恋》展现了一个当代作家对前辈的爱与温习，他的谦逊和骄傲都在其里。他也谈到汪曾祺的“风俗画”，那是非常迷人的，是汪老对故乡里下河地区的款款深情。我们也知道毕飞宇在创作谈中讲过：他写《平原》曾经有上万字的风景描写，但是后来他按下了回车键。于是，我们所期待的“风俗画”在平原上消失了，但是，《平原》依然成立，它不仅是里下河地区的平原，也是整个中国的平原。我想，毕飞宇在按下回车键的瞬间也曾想起他的前辈汪曾祺，但是，他知道最深的爱是孕育新生，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个作家对另一位作家以及整个文化传统最好的继承方式不是复制而是建构，不是被同化而是转化。
如果说毕飞宇现象是弯道超车，那么我觉得这得益于他对经典的反复细读，得益于继承和吸收，而不是叛逆和抛弃。他的《小说课》全面呈现了他对传统和经典的咀嚼、消化与吸收，《倾庙之恋》对《受戒》的反复把玩和妙悟值得我们再三玩味，这或许正在融化为文学里下河的新鲜血液，汩汩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