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世纪末，中国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100年，大体是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艺术，从此以后要“告别革命”，要“淡化政治”，要“去意识形态化”。我个人对此持保留意见，我前后花13年时间主编两部军旅文学史，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
在我看来，毛泽东就是古往今来领袖人物中最大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而且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 “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到“两杆子”并提——枪杆子和笔杆子；从他早年亲自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以及“三个标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无不贯穿了毛泽东鲜明的、战斗的文艺观。
毛泽东身体力行，写下了无数的雄文诗词，《毛泽东选集》和近百首毛泽东诗词都堪称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从语录到文章到诗词，都大受欢迎，广为流传。比如说《七律·长征》，就是红军翻过岷山以后，在红一方面军全军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吟颂的，随后又被埃徳加·斯诺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压轴之作，向全世界翻译发表了。不难想象，这首诗对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与鼓舞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再举一例，1949年4月，百万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毛泽东信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中央军委用电报的形式发给全军，鼓舞几百万解放军将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种直接的宣传鼓动方式和效果，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没有先例。 实践证明，时间证明，毛泽东诗词既是宣传的，又是大于和高于宣传的，是高度艺术化和诗化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有25首左右的毛泽东诗词已经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成为了中华诗词长河中的璀璨浪花。我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最严苛的评家和选家。那么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考验。比如说《沁园春·长沙》，到今天整整93年，《沁园春·雪》到今天整整82年了，《七律·长征》到今天已经83年了，都可号称百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与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标志性人物的时代大体相同，那么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各自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孰长孰短，孰轻孰重。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引用毛泽东诗词达110多句次，这决不是个偶然现象。也就是说，上至最高领袖，下至广大群众；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农家乐餐馆，远到世界各地中餐馆，举头一望，墙上挂的常常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卜算子·咏梅》。过去说“有井水处有柳词”，今天我完全可以说，“有华人处有毛词”。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能做到始于宣传而终于艺术，红在当时而又传于后世?这当然是个大题目，囿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能简单谈四点个人认识，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毛泽东诗词首先是超越了小我，超越了自我。过去的三四十年，我们一度过分强调文学就是要写“小我”，否则就是“假、大、空”，今天看来，恐怕也是矫枉过正。因为毛泽东诗词一亮相恰恰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我”形象，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把他的《沁园春·长沙》概括为“青春宣言《沁园春》，惊天二问洞天下”。何谓二问？一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二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一年毛泽东32岁，一介布衣，虽然中共三大把他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的具体工作是回到韶山冲建立党支部，相当于今天的乡村书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党，一个小党，一个在野党，一个地下党，而毛泽东却有这二问，问鼎天下，舍我其谁？而且，纵观毛泽东全部诗词，除了早年一首《虞美人》，写于跟杨开慧新婚之别不久，算一首比较纯粹的情诗之外，以后的全部诗词几乎都没有“小我”情绪，抒发的全是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第二，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主体，到了毛泽东这里出现了一个陡转，即毛诗是真正以人民为审美主体的，并以此和所有的中国古典诗人区别开来了。此前我们说人民诗人的创作，包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等，诗人主要立场还是个旁观者，是个读书人、富家子弟，或者是个中低层官员，与底层人民的生命感受和价值立场相去甚远，他对人民最多的也只能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脱离不了阶级与时代局限性。但是毛泽东完全不同，毛泽东诗词怎么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唤起工农千百万”；“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雄师过大江”；“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英雄观。所以，毛泽东从人民中，从大地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完全超拔出来了，成为了广大人民的代言人。所以毛泽东诗词充满了鸟瞰天下的雄心壮志、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天风海涛，气势磅礴，尤其是平生不作牢骚语。通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中国文人很多作品恰恰是写牢骚成为了经典，最著名的就是屈原的《离骚》，怀才不遇、明君不遇是基本主题，《离骚》就可以直接解为牢骚，一直到李杜苏辛，都是很会发牢骚的，而且一不留神就成了经典。毛泽东出身卑微，起于草根，屡遭挫折与打压，但是在他的诗词中，可以说从来没有发过一句牢骚。比如中国历代文人写秋天，大都是寂寥、凄婉、压抑、郁闷的。但是毛泽东上承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之精神，用两句诗词就为秋天翻出新意。一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何等生机盎然，意气风发！（《沁园春·长沙》）二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比春天更春天！毛泽东就写了两次秋天，足以为2000年中国文人“万里悲秋常作客”做翻案文章。
毛泽东心情最郁闷的是什么时候？至少1934年夏天算一次。那个时候，他最后一个实际职务——红军总政委被周恩来取而代之，而且差一点长征也参加不了。就算是在这样的时候，这天到了会昌山上，他临风吟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名句。这应该是毛泽东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能看出丝毫压抑和悲愁吗？
第三，毛泽东诗词和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最典型的是长征诗词，这恰恰是在毛泽东人生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生死关头写就的，可能每分每秒都存在生命危险。可那正是毛泽东写诗词最多的时候。1935年10月这一个月，他就写了4首。毛泽东一辈子活了83岁，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是67首诗词，平均一年不到一首，但是长征路上最艰难困苦的那个月他写了4首，而且基本上都是经典作品，包括《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都可视为他的代表作。不少论者谈到了诗和生存、生命的关系，好诗往往是把生命投入进去的结果，诚哉斯言。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可以说这首词是脱胎于李白的《忆秦娥》。而李词结句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但我斗胆为《忆秦娥·娄山关》写了篇赏析文章，题目就叫做《这个结尾，超过了李白》。说的就是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超过了李白。因为李白是一个旁观者，发思古之悠情，而毛泽东是三军统帅，带领着红军翻过千山万水，付出了无数牺牲，走向了胜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谁的血？战友的血、战士的血、亲人的血、自己的血，他是蘸血为墨，他是用生命在写诗。毛泽东和古代中国所有诗人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此。
正是在长征路上，诞生了毛泽东诗词的名篇名句，如《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如“安得倚天抽宝剑”，“不到长城非好汉”，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苦难深重的绝境中，浴血奋战的毛泽东的心气，中国工农红军的心声，中华民族的心愿。她在血火崩溅中，在浴火重生里，在凤凰涅槃间灵光乍现，化成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诵出来的一首首绝妙诗词。所谓脚下千秋史，马上一首诗。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毛泽东长征诗词主题是什么？两个月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它提炼成了三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或者说是全部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最强音。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能震荡整个20世纪？就是因为他诗化地表达了20世纪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这就是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要强盛、要崛起、要独立、要自由！毛泽东诗词鼓舞激励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而且还将传唱下去。
第四，就是毛泽东诗词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毛泽东提出文艺作品要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特别是要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也就是说雅俗共赏。其实，雅俗共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哪个不是雅俗共赏？为达此目的，毛泽东诗词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量少用典，要用也多用人所共知的通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沁园春·雪》），又如吴刚和嫦娥（《蝶恋花·答李淑一》），再比如曹操（《浪淘沙·北戴河》）。他决不炫耀学问或者掉书袋。还有一点就是适时多用口语，或者明白晓畅，如话家常，比如“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又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或者活泼生动，俏丽流转如儿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还有毛泽东诗词书法手迹，他一反中国传统书法无标点符号的基本规则，给每一句诗词都逐一加上了标点符号，也算是开了中国书法的先河。其主要考虑也无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懂而已。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此所谓表里如一，说到做到。
所以，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不管是现代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陈寅恪，还是当代的钱锺书、钱仲联、聂绀弩、饶宗颐，尽管都堪称旧体诗的大作手，但跟毛泽东一比，或者不够有气势，或者不够接地气。总之，不能像毛泽东诗词那样广为传颂，深入人心。
以上四点，我以为对今天的军旅诗创作至少有两点重要启示。第一，军旅诗人们要有大我意识、大国情怀、大家手笔。要迅速及时地传递出民族心声和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鼓手和号角。今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空前崛起，中国军队的强军步伐空前壮阔，铿锵有力，从航母下水到歼20列装，从各种新型导弹、火箭和卫星频频升空，到蛟龙潜入深海……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风貌日新月异，举世瞩目，一举一动、一笑一颦、一怒一瞋，都成为国人和世界的重大关切。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下的军旅诗歌中得到了多少回应与反映呢?军旅诗人们难道不该反省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吗? 第二，军旅诗应该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中汲取养分。不必讳言，中国新诗100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形象地说，就是跛脚巨人。在与世界接轨、汲取新诗养料方面比较充分，从莎士比亚、歌徳、普希金、拜伦、雪莱等古典诗人到艾略·特等现代、后现代诗人一直到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读得多，跟得紧，学得快，消化得也不错。但是，对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座宝库的挖掘、承传与创化，就远远不够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经典。作为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军旅诗歌情形大体类似。如何坚守本来，吸收外来，坚持两条腿走路，是当下军旅诗乃至中国新诗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古典诗词短小精悍，对仗押韵，意境深幽，语言优美的优秀传统已为覆盖千年时空的广泛性和深远性所反复验证。比如说中国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堪称经典。而这5部歌剧的共同特点一是歌词写法基本上是歌行体，或者是民歌体，大致对仗押韵，好记易唱，琅琅上口；二是音乐元素都是地域的，民族的，旋律优美动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所谓成功的标准就是要有主要唱段或主题歌广为流传，就像《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绣红旗》《红珊瑚》一样，否则，看完就丢到爪哇国去了，还谈得上什么成功呢？
前段时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选手动辄说自己能背上千首，最多的说自己背了一万首，虽然我有点怀疑，但是看那个飞花令，真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别忘了，这个前提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如果换成舶来品的自由体新诗，能不能有人背诵成千首上万首？我看绝无可能。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中国古典诗词这种独一无二的形式不仅符合人类的审美规律，而且更符合人类的记忆规律。由此我又想到，今天的军旅诗，能不能也仍然保留一点这样的作品？比如当年郭小川的《林区三唱》、贺敬之的《回延安》、李瑛的《枣林村集》，这种从民族传统形式中脱胎出来的作品？
5年前，我和一些人去新疆罗布泊，沿途在很多哨所看到周涛的两句诗，朱增泉就表示很羡慕。当然周涛写过很多好诗、好散文，但这两句是流传最广的，很多哨所都刻在墙上，要么在外面用大石头垒起来。两句什么名句呢？“祖国在我心中，故乡在我梦里”。很朴实，很平常，但是它很形象很真实地表达了戍边战士的心境和情怀。
我们今天的军旅诗能有多少名篇名句在广大军营里面流传——让人刻骨铭心，脱口能颂？我特别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向伟大的民族传统比如边塞诗致敬的写作，出现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