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杨晓升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日出日落》《身不由己》，有几个人物固执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日出日落》中的珍珠，还有把珍珠逼上绝路的巫青文；《风过无痕》中的山娃，还有沦落风尘而让山娃走上不归路的山花；另外两个是《天尽头》中的失孤老人欧阳慧琴和刘传孝。这里边，除了卷进生活大潮成为身不由己的浪中泥沙的山花之外，都是边沿人物，或者说都在被遗忘的角落。几个人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都说不出来，甚至最终也没说。最是这无言令人心痛。

首先是珍珠，因家暴，两次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次不太一样。第一次她仿佛想得不多，只是本能，受不了就跑，跑还就跑成了，虽然犯了重婚罪，情有可原，算是躲过一劫；第二次家暴，打她的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而她已经是有6个孩子的娘，她萌生要有一点人的尊严。但这一次后果反倒严重了，以至于她都有些后悔自责，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一出门，就被前夫裹挟，无法脱身。想回家再也回不了，后来前夫因贩毒入狱，她自由了，可以回家了。可是现任丈夫因“颜面”不让回，寨风族风不让回，德高望重的村子里的长辈们不让回，最后连地方庙里的小神也不让回。珍珠只对眼泪汪汪的、敢说“我想娘”的小儿子说了一句：“娘这回不走了。”她把所有话都咽下，吊死在寨前的苦楝树上。死后灵魂都没有归宿。寨仔山村的人们都说：“珍珠那臭娼活着时无个好样，死时也不想积德！她别的地方不去死，咋偏偏死在咱寨前哪？真是狼心狗肺、故意辱没寨风，看把咱全寨的好运气全冲掉了。”死者默默，你让她还说什么？

可以说是巫青文逼死了珍珠，他当然要对珍珠的死负责，他是施暴者。但是，巫青文所受的伤害并不比珍珠轻。黑丰在《无望的呼告》的评论中分析这个人物：“他既是这一（男性）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又是受害者、牺牲者；他既居高临下，又匍匐于地；既施暴他人，也祸害自己；既制造罪，就必然遭罪；既造恶果，就必然自食恶果。无一幸免。这印证了一条铁律：凡不给他人幸福者，自己也勿庸幸福；凡制造灾难者，自己必然遭灾，并且加倍。” 巫青文这个人物本质上是个常人，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打珍珠，也后悔，家里没了主妇，一团糟，也盼她回来。只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阻力让他寸步难行。他没有想到珍珠会死，更没想到珍珠死后，寨仔山村的人会把憎恨倾泻到他的身上，并把他和他的全家视为不祥之物。他觉得不对了，他仿佛是上当了，但他不敢谴责长辈，不敢怀疑至高无上的神，无以诉说，他把嘴死死地闭上了。

山娃山花是一对恋人。山花到城里寻找出路。山娃在深山里苦等。山花回来了，并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他。山娃哪曾想这是山花觉得对不起他采取的一种告别方式，山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山娃精神上无法承受，他到城里去寻找山花。夜总会哪是山娃这样的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山娃愤怒了。愤怒的山娃在附近转来转去，他看见从夜总会那边过来的人，骑摩托，哼着轻浮的什么歌，这个不懂法律的山里人把他的愤怒不平发泄在那个陌生人的身上。犯罪又逃逸，一颗严打的子弹击中了他。他也许什么都还来不及想，一切都结束了。而这个时候，山花还一无所知，正躺在不属于她的暖床上。山花还可以说话，她却噤若寒蝉。

欧阳慧琴和刘传孝是一对失孤老人，想再生，生不出来，看到一个外地来的打工妹很像自己失去的女儿，认作干女儿。孤独使他们的感情方式失控，想让那女孩像亲生女儿那样，结果，物极必反，女孩离开了他们。他们有话要说吗？有。但他们不想说，一起服毒自杀了，没有留下遗言。

风过无痕，他们只是一粒粒微尘，消失了淹没了。

但是，作家杨晓升听到了他们的心声。微尘属于大地，一个作家，他没有轻视微尘，他感知大地在颤抖。而我，听到一个作家咚咚的心跳。

我们经历过贫困，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物质贫困而忽视了精神贫困。

我们出现一个误区，以为有钱了就是富起来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公开赞美土豪，并冠以“土豪金”的美誉。我们忽视另一种贫困，包括富豪们的精神贫困。先富带后富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话题。于是，我们会让一些人、让一些地方、让一种现象留在被遗忘的角落。

在我们的时代，像寨仔山村这般封闭已经不配称作一种文化。或者说，有活文化，有死文化。封闭是死文化。珍珠其实是身处蛮荒，是文明之风没有吹到的地方。作家杨晓升发现，就是临近大海，也还存在这样封闭的世界。杨晓升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他把这么沉重的现实摆在读者面前。

记得《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有一幅照片，是一群要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从墙上俯看到奥斯维辛参观的人们。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直视，这衡量着我们对历史反省的深度。

我在文章开头说，读了杨晓升的小说，记住6张不说话的面孔。报告文学家杨晓升是敢于呐喊的，但小说家杨晓升什么都没说，这已经足够了。

（《日出日落》，杨晓升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7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