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就不得不提及令人略感沉重的“现实主义”的话题。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对于“70之后”代际的青年作家而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已经不再是被珍视的写作资源了，20世纪尤其是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思潮和观念在青年作家那里几乎有一种笼罩性的影响，而且他们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颇有些敬谢不敏的意思。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本土特定文化和政治语境塑造的原由，也与对现实主义这一经典概念的隔膜相关。笔者以为， 在当下重建作家的忧患精神，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有必要重申作为“思想结构”的现实主义的意义。

我们今天强调对现实题材的开掘，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仍然要直面“现实”和“主义”如何自洽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恩格斯、卢卡奇等对现实主义的论述中，他们并没纠缠于现实主义怎样客观再现，而是强调作为一种“思想结构”的现实主义在呈现作为总体性的生活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我们一度对总体生活这样宏大的概念退避三舍，以为个体的痛痒会被总体性淹没，但这种看法其实误解了现实主义也误解了现实。所谓的“总体性”并非不及物的空泛概念，而是强调不要把对象孤立起来，要深入事物的内部联系，把孤立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来理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得非常明确：“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最近有两部长篇小说都以“呼格案”为素材，表现了作家的现实关怀：一部是艾玛的《四季录》，一部是须一瓜的《双眼台风》。二者的不同在于，《双眼台风》对案件和围绕相关审判等做了忠实的还原，视角相对局限；而艾玛更着重写这一案件与时代的整体性关系，小说从案件本身辐射开来，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具有一种难得的纵深感和深邃的反省意识，这大抵就是作为思想结构的现实主义呈现“总体生活”真正的力量所在。

综观新世纪文学的演进，从世纪初对“纯文学”的讨论开始，到目前仍未终结的“底层”写作的浪潮，作家对偏执的个人化写作的反省姿态是清晰可见的，这也体现了作家重建岗位意识和现实责任的一种自觉。但是，和一切具有现实使命意识的文学形态——如问题小说、革命现实主义、改革文学等一样，新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也会出现一种修饰语凌驾于中心语之上的错位关系，比如底层写作中“底层”对“写作”的逾越，“生态文学”中“生态”对“文学”的逾越，这种逾越不免导致一种新的题材决定论和功利化的投机心态，而且臆想底层或故作生态的方式对现实也是一种矫饰和扭曲，反而违背了这一文学形态写作的初衷，这是值得警惕的倾向。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恐怕也与只把“现实主义”当成一种创作方法甚至是工具来理解，而没有从“思想结构”的深度加以接受有关。当创作者面向生活的广阔时，无力从总体性上予以观照和把握，便难免流于浮泛和概念，甚至是空疏的。因此，重申作为“思想结构”的现实主义并非要写作者对现实的亦步亦趋和写作上的规行矩步，而是强调要有扎根时代的使命意识，从细微处入手，写出真正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