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经历了现代语言的变革大潮，郭勇的《“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一书（人民出版社2018年）抓住了这一大潮中“言文一致”的特点，考察了其在西方强势话语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影响下进行本土化衍变的历程。郭勇以历史梳理的方法展现“言文一致”的现代转型，将中西方理论融会贯通，阐述晚清及“五四”知识分子倡导“言文一致”背后的权力话语意图，分析文学公共领域在当时得以构建的图景，对“言文一致”的历史流变作了辨证性的述评。
域外资源与本土衍变
在对“言文一致”发展历程的梳理之前，郭勇首先对外部的直接影响作了具体分析，即分析了具有强大话语权力的西方世界及同时期也采取了“言文一致”举措的日本。郭勇通过对日本近现代“言文一致”运动历程的梳理，点明了语音中心主义与其“言文一致”运动的关联性，以及日本在当时试图摒弃汉字的根源：对于西方强势力量的崇拜及自身亟待壮大的渴望。受此影响，中国晚清的“言文一致”运动，首先是效法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产物。但不同的是，彼时的日本已实现独立建国，有着强烈的脱亚入欧渴望，因此对汉字格外排斥，而当时的中国则以文学革命为救亡图存之法，且汉字是其最主要的文字形态，在“言文一致”进程上存在着与日本迥异的文学、文化困境。
郭勇指出，西方世界的语言学逻辑更是中国“言文一致”运动的重要推动力。西方的拼音文字与中国的表意文字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西方拼音文字核心是以言语压制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并不依赖于字音，有自身的独立性。但彼时中国对于西方的慕强心态致使知识分子试图让汉字、汉语贴近西方拼音文字的结构，呈现出重语音而轻文字的趋势。在这一倾向性之下，出现了20世纪初创造所谓“世界语”等试图在语言文字上实现“大同”的现象，郭勇清晰地指出了其中的危险性：在强势的西方面前，“大同”只能意味着“欧化”。郭勇在著作中写道，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言文一致”追求中暗含的对于西方强大实力的效仿，有其虚幻性：西方是否“言文一致”，本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言文一致”的西方，不过是当时中日知识界建构起来的一个理想的幻象罢了。西方拼音文字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但不适用于中国，这种不考虑现实情况的“言文一致”也是一种学理上无法实现的语言乌托邦。
郭勇批判了晚清至五四时期功利性有余而应用性不足的“言文一致”运动，这一观点对当代中国学者的治学理念也是一记警醒：不因慕强西方而盲目效仿。中西因地理环境和历史成因而在语言、文字乃至背后的根源逻辑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忽视这种差异、为了变强而变革，显然不可取。在如今，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上升，但西方权力话语的强势性仍然有目共睹。国内学者语言观上的工具论和本体论争辩等等，其实质还是在西方启蒙思想与话语体系中的禁锢，我们要时刻警惕以西方理论对中国具体情况“水土不服”的生硬套用。
历史梳理与现代转型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总体按照时间线，对“言文一致”的发端与转型做了历史性的梳理。以集中发生的时间段与性质，郭勇将“言文一致”在中国的出现及衍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言文一致”概念的萌芽。由于古代连年战乱、王朝更迭、地方割据等原因，语言文字在时间空间上皆存在断层，直接后果便是交流不畅。此外，汉代以来过度复古摹古的不良风气让文学作品晦涩矫揉而失却了真情实感，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古奥、夸饰、华而不实、是古非今的文风与心理。因此古代的“言文一致”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倡导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朴素的表达与真实的内容的一致。这一阶段“言文一致”理论的特点是模糊、不成熟、缺乏体系，散见于各个文学作品之中，但这样的反思精神也为后来“言文一致”的延伸发展提供了先机。
实际“言文一致”的讨论不仅是史实，更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情形。正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白话文学的倡导极大地挑战了文言文的固有地位，21世纪网络文学的兴起与流行也可称为一次文学形式的重大革新。从前文学作品的刊发出版需要经过层层筛选、编辑与考核，而现在，只要轻轻在键盘敲出“发送”键，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以网络小说为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小说正是最为符合“言文一致”口语化要求的文体。由于门槛的降低，作者队伍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反映在作品中则是网络文学整体呈通俗化、口语化、生活化等特征。曾经文言文与白话文学之间的“雅/俗”之争，放至今日，变成了白话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俗/更俗”之辩。网络文学正带来新的文学观念转型，这些或可成为“言文一致”接下来所要探讨的话题。
郭勇对于古代“言文一致”概念萌发、涌现的叙述，表明了古人对于文学创作理念的自觉反思与对摹古文风的批判，也体现了古代与近现代“言文一致”含义上的差异。古代“言文一致”观点主要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是试图维护文学主体性的创作观的表现。而“言文一致”得到真正发展和细化的主要阶段则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与古代方兴未艾的概念萌芽不同，这一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言文一致”的发展更为复杂多样，内含着将语言文字作为革命工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诉求。
权力话语与公共领域
语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审美意义的主体，也是传声达意的工具之一。《“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的论述主体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相关的文学革命与文化运动中的“言文一致”，郭勇认为，晚清与五四时期进行的汉字改革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实为知识分子从文学、文化层面寻找振兴国家、救亡图存之法的尝试，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时期体现得尤为清晰。当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大力提倡白话文学，并由此梳理白话文学的历史，并以白话文学史为中国文学的历史时，他们实际已经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权力意识，即将他们自己推崇的文学理念、白话文学的权威树立为现代的典范并从文学史中寻找例证。例如章太炎拟出的36声母、22韵母推进了汉字在简化、表音方向的改进，也为后来的国语运动所采用，但其追求古音古义、反对以京音为标准音等做法也是为了迎合当时排满革命的需要，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到了五四时期更是如此，知识分子对于白话文学的提倡、对于文言文的相对排斥并不仅仅是不同书写方式的更替，而是意图通过推广白话文以形成文学层面的隐形网络，深层次地影响人的表达方式，以达到话语权力的掌握。
具体到文体应用方面，晚清至五四时期文体变革的路径也最能体现权力话语的决定性作用。从知识分子最先入手的诗歌领域变革之艰难，到散文领域变革的酝酿，再到对小说、戏剧的标举，这一流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因小说的“俗”而对其产生的格外青睐：晚清“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最初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小说并提高其地位，只是因其“俗”，可以用来开启民智，成为传播新思想、救亡图存的工具；而当小说被提到文学之最上乘之时，它被迫承受了救国救民这一非文学所能承担的重任。这一悖论由晚清而发端，一直延伸到五四。晚清至五四的知识分子，创建了郭勇在书中写到的“文学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与私人书写空间对立，但也不是直接的权力机关。郭勇以创立“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批评家哈贝马斯为引，提出了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转型，并指出文言、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话语垄断被五四知识分子真正打破：晚清知识分子还只是将公共话语作为讨论的话题，即公共事务，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才真正将构成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都彻底加以改造，从而也完成了重塑公共领域的任务，这也是文学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正是在全新的公共领域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和作家、读者群得以产生。郭勇以西方理论引入观点，却不止停留在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阐述了“言文一致”在中国本土的公共领域营造历程。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强烈的想要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景，与世界“大同”、从各个方面向西方看齐的追求，让近现代中国“言文一致”运动总带有着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状况与矛盾挣扎心理。但郭勇并不认为这种工具论是定义语言、文字、文学的惟一路径。他指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有知识分子尽力维护文学的纯洁性，强调语言、文字在工具之外的思想文化意义。郭勇肯定了晚清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建立新文学、建设新文化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十分认同对于文学主体性的重视和强调。例如王国维提出的“无用之用”；刘师培指出的文学语言作为符号的隐喻功能，即文学语言超越了单纯的真实意义的表达与传递，作为独立个体有其特别的审美意义，这一观点与雅各布森注重能指系统的功能不谋而合。郭勇在梳理“言文一致”的发展路径中，绝不是把史实当作纯粹的论据拿来即用，而是深入考察了相关各个文字、文学、文化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初衷，避免了想当然的论述和单向度的褒贬，严谨、辩证看待，表明了在特殊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语言文字问题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以“言文一致”为切入点，探寻了晚清及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变迁的草蛇灰线，这一系列“言文一致”所串联起的事件，对中国语言、文字主体性的讨论及中国语言学、文学的理论反思有着深远的影响。郭勇以“言文一致”作为中心命题的专著，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与文化运动中的应用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间的互为关系。正如其在引言中所说，这一命题暂未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其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同时，郭勇贯通古今中外的理论储备与学识在著作中得到了极大体现，其中各章节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彼此串联、圆融成一个综合性的立体架构。在详实审慎的历史梳理中，郭勇也强调了自己辩证、多元的学术理念与态度，并将这种态度贯穿到整部著作的书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