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文化艺术工作者应该从世界与中国的大局大势出发，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文化，促使人类当下问题的解决
中华文明已经延续5000年，自然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因此，在19世纪之前，当一些西方人乘着地理大发现之时势来到中国时，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规范、成熟并有序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像他们在美洲、大洋洲看到的那样存在着大量的原始部落。
曾经，中国尚未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他们谈世界时只说“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而到18世纪时则开始说“从中国到秘鲁”。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日，法国宫廷举行的居然是中国式的庆典，成为这个世纪“中国热”的标志。难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称，“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但是，当历史运行到19世纪中叶时，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终因文明的级差而成为西方列强蹂躏践踏的对象。于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让中华民族再度复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大问题。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20世纪初终于爆发新文化运动，中国问题的症结被归之于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惟有破除旧有的保守僵化思想，建立新的有冲击力的文化理念，从思想文化上改变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是可能的。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涵就是破与立，破者为中国传统文化，立者为来自西方的文化观念，以科学民主为首选。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空前现实地逼近中国：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就中国在文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而言，新文化运动的破立当然是当时中国的正确选择。甲午战败后，严复就说，中国之失败使得“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但是，新文化运动显然也受到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影响，新旧好坏被绝对化。胡适就不只是一般地批判传统文化，而是完全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称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已无任何价值可言，日渐式微。
而在中国重新强大起来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价值，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的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方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另一方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应该说，这一论断不只是一般地重新正面评价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自身的标识性意义，而且一反20世纪初将中华文化排除在世界文明价值体系之外的错误做法，表明今天我们并非只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文化问题，而是以世界视野来思考文化问题。
思想文化史可以证明这一重要判断。正当世界在18世纪末叶以来纷纷皈依近代西方文化之际，以此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文明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方面产生愈益加剧的病症——也就是所谓后现代社会的病症。进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内部不得不持续产生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与此同时，被西方人长期瞧不起的东亚地区却出现了经济起飞，中国的崛起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事件，况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西方模式运行的，这一事实使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东方智慧被纳入世界的视野。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展望21世纪时就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 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20世纪末，全球化盛行，日本学者村山节、浅井隆在写于1999年的著作中亦坚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因为在“以‘马力’为标志的物质能量的发达形式”的支持下，全球资本家“终于变成了一群即使地球毁灭，也绝不停止存钱、停止谋取利润的蠢物”，“人类必须把这一矛盾扭转过来，正确地控制‘马力’，创造出新的文明价值。这一重任必然要落到中国肩上，成为中国必定担负的历史使命。”理由就在于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他们甚至指责日本已经“发疯似的埋头于资本主义文明”。
大历史表明，在双向互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智慧（梁漱溟语）已经跨过了自己的时代之坎，其生命力在文明对话中持续长存，并得到进一步的现代式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将强调中华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与发现中华文化内含的人类普遍价值统一起来，而不是单纯突出独特价值。在世界历史时代，只有适应世界历史趋势的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
从“双创”推进到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当然，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中华文化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落后因素，还是应该予以承认和正视。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开始，就能够以辩证的态度去处理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毛泽东就提出了“批判地继承”的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思路。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可以说，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双创”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首先是相对于原生态的中华文化存在而言。比如说，中华传统文化有无创新思想与实践这样一个全人类价值的文化因素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这都是文化事实，但是，在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体现大国担当，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不能满足于到传统中去挖掘，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成果，让新的文化成果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
新创造的文化产品便面临了一个问题，如何内含并创新中华文化的传统要素呢？答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提炼和展示的文化要素分别是中华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如果说，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提出“批判地继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着眼于方法论的，那么，两个“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便是着眼于文化的内涵了。
关于在文化艺术上提炼和展示中华精神标识，针对全盘西化的肆虐，重点在于坚守中华文化或者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阻止“去中国化”的错误做法，排除“以洋为美”、食洋不化的思维定势，应该说，在这几年里，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下全球化、世界历史时代的语境中，如何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或者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时，大胆提炼和展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这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坚持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什么才是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呢？这应该置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现在我们都知道，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科学革命，可以列举哥白尼的《天体运动学说》、开普勒的《新天文学》、培根的《新工具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成就产生于16至17世纪。那么，是什么因素激活了欧洲人的科学精神呢？那就是审美文化的革命。在中世纪的后期，对审美自由的追求开始发生，意大利出现三位巨匠：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他们几乎都是在14世纪的夜空中发出熠熠光芒的，比通常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还早了差不多200年。
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当整个中世纪的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人的主体性时，他第一个探索了人的灵魂，肯定了人性的价值。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这一审美自由创造运动，欧洲人的思想就不能挣脱基督教的桎梏，理性的、实验的精神就不可能公开化和合法化。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的惯性一直延续到19世纪，推动了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时代的构建。
今天的中华文化应不应该像欧洲的启蒙作家那样去创造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吗？如果我们的认知被禁锢于儒家诗教体系，也许难以察觉。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就认为只有欧洲文学才有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第一次是在15世纪，出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而 “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但是，眼光放远些就不会如此判断了。
以人文精神而论，但丁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开创性意义自不待说，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也并非只是恪守诗歌“思无邪”的古训，明人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作于1598年，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入梦，梦中释放被压制的自我而尝尽人生之欢娱，醒后抑郁而病，因病而亡，然后又因情而复活，一切皆为一个“情”字。这全是活生生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置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背景，《牡丹亭》反映了晚明社会启蒙思潮的存在。放眼欧洲，有趣的是，1590年到1600年正是莎士比亚的创作高峰期，与汤显祖几乎发生时间的交集。另外，《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期，尽管讲述的全是古代社会的生活，但张扬的都是延续至今的现代价值理念，如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对僵死的官僚体制及其禁锢人的思想控制的尖锐抨击，对男女之间自由而炽热爱情的深情讴歌，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还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刻揭示出传统专制社会已经末路在即——这个社会的下一代人成不了专制制度的接班人，一些人走上了叛逆之路，另一些人则腐朽堕落、醉生梦死。可以说，由于这部作品具有充分的人文自觉性和宏大的叙述规模，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理念之集大成者。同样具有比较价值的是，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正逢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期间，康德呼唤“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成是手段” 时，时间是1785年，而席勒受其影响，大力宣扬在审美自由中实现人的自由，也是18世纪90年代的事了。
可见，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去“大胆提炼和展示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今天的任务不能满足于展示《牡丹亭》《红楼梦》一类的作品，而是要创作出比之更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作品，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当代价值在“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语境中展现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天的海南讲话中曾经指出，中国因改革开放而“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已经完全地面向世界，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应该表达出更多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才能在文化上证明中国必定会继续“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