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曾说，“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战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实的记录。”
老舍在抗战期间，随时把这些“好的资料”运用到创作上，除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话剧，更主要还是构思酝酿并精心打造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抗战期间文化和人性的伟大之作，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铁证”，是“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伟大的经验”，同时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刚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慰问团下榻的地方看望，并设宴招待全体成员，而后又和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联欢会。老舍代表慰问团致欢迎辞，后随慰问团参观了延安抗大，八路军政治部等处，又到米脂、榆林等地体验延安地区的生活面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一种”的长诗《剑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这堪称老舍的长征！
对于老舍，“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他真切地感到，“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于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伟大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
《四世同堂》就是老舍献给“大时代”的“伟大文艺”。
1943年底，胡絜青为刚刚故去的老舍母亲办完丧事，带着孩子，离开北平，千里跋涉，赶到重庆。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絜青向老舍介绍她在北平沦陷区所见百姓的生活和遭际，这使老舍的脑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人物的命运安排，小说的结构布局，就在这幅地图上铺展开来。这个构架产生了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饥荒》。
老北京是老舍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是孕育老舍文学生命的胎宫。如老舍所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北平是我的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我怎样写〈离婚〉》）老舍在抗战前，已写过8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几乎都是在天津、伦敦、南洋、济南、青岛等地居住的时候写的，但在他所写的一百几十万字里，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道理很简单——“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京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事实上，老舍不仅没有逃避现实，尤其可贵的是，抗战中的老舍几乎始终用自己的创作和行动挺立在“砸地狱之门”的文艺队伍的潮头。1944年4月15日晚7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运会大礼堂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文艺与社会风气等问题。对当时的文学生态，老舍颇为不满，以为“目前，一般文学家，往往迎合一般人情绪松弛，生活日堕之风气，写出与抗战无关之作品，为害实深”。他表示，“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礼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之精神，为后一代子孙开一条大道。”
老舍希望作家们能在抗战大时代以“转移风气”的创作履行和实践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年，老舍开始动笔写作《四世同堂》。更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塑造了一位敢于牺牲的理想人物——诗人钱默吟。在钱诗人和祁瑞宣这两个人物身上，交织着一种勇于牺牲、肯于“舍予”的“国家至上”信仰。事实上，抗战中的老舍正像钱诗人一样，“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像瑞宣一样，“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对人物的描写恰恰是抗战中的老舍自况。
老舍在描写钱默吟时，一方面明显是在刻意使用“十字架”的字眼来儿凸显他的基督精神：在瑞宣眼里，钱诗人简直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他有敢于负起十字架的勇敢；在陈野求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另一方面，又似乎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与钱诗人“十字架”命运的关联，在写冠晓荷带着日本宪兵抓捕钱诗人时，将向日本人出卖钱诗人的冠晓荷比为出卖耶酥的犹大：“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酥的时候那样。”文字看似那么的随意，却将“光明与黑暗”这一《圣经》主题彰显出来。
意味深长的是，老舍反复渲染瑞宣对宗教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在祷告中心里会舒服一点，甚至“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
“瑞宣，既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求神或上帝来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并不晓得中国与日本的武力相差有多少，也几乎不想去知道。爱国心现在成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国必有希望，只要我们肯去抵抗侵略。”
在狱中备受折磨的钱默吟出狱之后，他的痛苦对瑞宣像是一种警告。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信仰之下，瑞宣心甘情愿地常常去看望并伺候出狱以后的钱诗人。“伺候钱诗人差不多成了瑞宣的一种含有宗教性的服务。有一天不来，他就在别种郁闷难过而外又加上些无可自恕的罪过似的。”“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做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另外，老舍被誉为语言大师、幽默大师，他的幽默在不同人物身上有不同的表现，这一点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正直善良的人，如祁老太爷，是温和的；对于恣意要讽刺、挖苦及至批判的对象，像瑞丰、冠晓荷、大赤包等，则是采取近乎夸张的手法将许许多多的细节活灵活现地漫画出来。
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四世同堂》都称得上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更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抗鼎之作。《四世同堂》是一幅史诗性的画卷，篇幅在老舍小说中最长。它幽默而艺术地把日本侵略军蹂躏下北平城的血泪悲苦命运，浓缩在一条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的“葫芦肚”里。若与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话剧经典名作《茶馆》联系起来看，祁老太爷的“小羊圈”何尝不是王掌柜的老裕泰“茶馆”？事实上，反之亦然，两者都是以社会下层城市贫民的苦难来放映时代大舞台的历史风云。众多的人物替换、命运更迭，将被侮辱与被摧残的民族毛孔里的血滴在史卷的画布上，那凝固的血里有愚昧、麻木、落后、残暴、蹂躏，也有反抗和觉醒。正如老舍所写：“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
（《四世同堂》，老舍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