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城市及城市文化的蓬勃发展，市民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泛滥，与之相应的，是信息技术时代的来临，媒介的更新换代，进而影响到人们的阅读习惯，文学的生态也就这样悄然发生改变。胡传吉的《中国文化思想录》结集了2004年至2015年对中国人文期刊的观察，我想是对这一语境及其态势更为细致地呈现，这些对社会精神文化情状的解析，也同样是来源于个体生命的思与问。
作为批评家、学者，在这本书里，胡传吉首先出示的是一份在场的感受力，难得的实感经验。何谓实感经验？也就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与感受”，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都从现实社会与生活的感知出发。“思想可以越来越深入，艺术也可以用手段进行虚构和发挥，然而各种宏大的构造，追溯到基础，仍然是实际的经验、体会和洞见，核心的悟解，追溯到源头，也经常只有少数的几点。”简单来看，一个长的周期对文化现状的考察所得的实感经验，是从大量的挑选、阅读、评点人文期刊开始，对《人民文学》《十月》《天涯》《读书》《南方人物周刊》等不少重要的杂志，对贾平凹、魏微、薛忆沩、邵丽等作家都有一个相应的跟踪；此外，报章体所获得的时实效应，对当月所发生的文化事件及现象的勾描，长此以往提供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实证资料，也是行走的个体所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与认知经验。这是现象的层面，而从深层来看，它们却足以消融对社会文化的隔膜感，带着人文理念及审美视角来介入的观察，建立在对典型性文化文学事件、大量作家作品分析基础上的感应与赏析，恰恰反馈给作者的是注入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思想来源、现象材料。所谓思想的淡出，学问的突显，问学渐渐循入象牙塔及更加规范、严苛的学术制度，陷入概念理论的演绎，文献史料的辩证，但是却少有人返身走向社会文化的第一现场，记录与反思，并且是数十年的“不离不弃”。
我们看到对这些期刊及理论文章、作家作品的关注与选择，又是与具体的问题紧密相连，甚至也是与胡传吉某一时的心境或者困惑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本书里所弥漫的历史意识与学者的人文情怀，我想是令人着迷的。虽然每一月主文的篇幅并不长，但今天来看，编成一个集子，却可以看到非常开阔的视野，对过往的观照，对当下的辨析，有着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视阈，却并不是生硬的对照与单一价值的倾斜；市民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均有所考量；教育的问题，文化与教育的关联；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文学创作的问题，比如，如何书写现实，面对并勾勒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如何在尊重世俗的层面上写出人性的光芒，写出那些不易察觉的精神犹疑与不安……
学者的人文情怀，我想从大的方面说，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忧思与焦虑。清末以来关于文化的论争是很多的，中西文化之争，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还是其他，这些都是在东西文化的对照之下；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有着深重的文化背景在内，城市及城市文化表征的世俗化越来越明显，精英文化越来越落寞；这些论争更多指向的是国族危亡——民族的危机感也就是文化的危机感，回归的是“天下”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的精神人文走向。梁漱溟、贺麟等哲学家都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现在仍然有着影响力的著作文章，他们在那个年代提出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90年代也是如此。但人文精神大讨论过后的20多年，我们再也没有或者说恐怕以后也再难有类似的关于文化及精神领域的集中讨论，来自于个体的关注也是鲜少的。胡传吉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勾勒文化的现状与病态时所透露的关怀，也是她自己所说的“甜蜜的悲哀”，除了对传统文化的走向，日益昌盛的市民文化、大众文化是如何地侵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可以看作是对此前精神文化论争的延续与回应，我想更重要的是，还有着对个体在现代纷杂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安顿自身的疑虑与担忧，这或许也是我们探讨这个文化及其生态问题的最终归宿。读一读胡传吉每月主文的标题，如“传统留给我们的幻象”“这个时代的文化尴尬”“怀旧或许是对现实的不满”，大概就能感知那种心境。其实由个体的“我”之彷徨，走向的是普遍之境遇。
从小的方面来看，人文情怀也就是对人世人情的体谅。这从对一些作品的点评就可以略知一二，字里行间常能捕捉到不少犀利而又暖心的话，比如，点评许春樵的《酒楼》，提到中年人的问题，不禁生发这样的感慨：“疗救城市的冷漠、疲倦、虚空，也许需要流动的外乡人，但解脱的落脚点，为何都是女子？谁懂得她的悲伤？中年的疲态为什么没有别的出口？是什么力量把生活变得逼仄难堪？一定有答案的，但能从何说起呢？！”在谈到非虚构作品时，是这样写的：“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柔软踏实的平台能接得住各种下坠的人生，生活碰一碰，就碎了。因而，千百万人甘愿放下‘饿了就吃饭’的基本常识，去追求‘上线’的金字塔梦想。没有人会否认，其实他们非常努力——不计后果，不顾伦常，费尽心思地努力。这种努力与牺牲，是否似曾相识？”这种体察有悲悯之心，但是从不停留在情感情绪的层面，很明显也有着对社会制度及环境、人性人心的质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像胡传吉这样长时期对文学及其周边生态的关注，最终指向的是对整个社会及个体的生命与精神状态的观照，具体地说，当她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来面对这些有待考证的文化现象，也是在培养一种不断强烈的感受力，也就是之前所说的实感经验。我们时常所讲的价值与文化的自觉，正是在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对生命与精神状态的高度重视，从而去寻求一种价值来介入现实，在《中国文化思想录》里正像作者没有放弃质疑的权利一样，也不曾模糊自己的立场。
在作者看来，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解析现状的能力，不仅是一个写作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及价值观的问题。倡导文学有同情悲悯之心，体谅并写出人世的艰难及丰富面相，在面对好作品与一般的流俗作品时，从不掩饰自己的喜爱，批评或者无奈都是溢于言表，而对写作缺点甚至缺陷的体察，很多时候也被看成是作家理解艰难现世的不足。因而，胡传吉在试图确立一种文学的常道及价值时，也确立了一种有关文学的信仰与批评的义理，也正如谢有顺先生所说的：“读胡传吉的文字，之所以有一种快意，有一种人生被洞穿了的感觉，就在于她从深处理解了文学的道义，并把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内在性贯通在了一起，她的批评义理由此建立。”关于文学所在的那个更阔大的文化背景，对于其症结的指向，书中反复提到了文化与教育的关联，比如，在《白先勇·昆曲·高等教育》中提到：“我认为我们已处于文化工业的危险边缘，尤其可怕的是，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未得到妥善而有效的传承，加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义务与非义务教育体制中的长期缺席，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在当代中国人的成长史中变得严重匮乏。”再如，《文化失衡，批评焦虑》中所说，“文化失衡，精神无靠，人心趋恶，批评焦虑，暂无良策，究其根源，病在教育，教育之病，牵动全身。”对教育的批判或者寄于希望，或许也是“救救孩子”的另一种表达吧，在不少篇章里我们是能读到似曾相识的批判与嘲讽、睿智与狡黠。
《中国文化思想录》展现了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肌理，12年的映照，确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地理，唤醒的是我们对文学现状的共鸣，对自身及周遭精神状况的自省与诘问，还有一些我们心有戚戚焉的伤怀与凭吊，它们也仍然需要持续地自觉地察看与洞悉，我想胡传吉的关注也不会就此止步。
（《中国文化思想录》，胡传吉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