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夺得葡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卡蒙斯奖，一年之后，又摘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桂冠。2013年度卡蒙斯奖评审、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强调，米亚·科托在语言上的独创性是从莫桑比克日常口语中提取的灵感。纽斯塔特文学奖的提名人加布里艾拉·格尔曼迪的论述更为精妙：“有些评论家将米亚·科托称为‘走私犯作家’，就像词语的罗宾汉，他窃取意义，将之应用于所有语言，强制表面上分裂的世界进行交流。在他的小说里，每行文字都像一首小诗。”

我们可以从许多侧面去论证米亚·科托对于语言的执著：身为葡萄牙人的后代，他在莫桑比克出生，成长的环境中便混杂着葡萄牙语与莫桑比克土语，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交融很容易让作家将语言与身份相互关联；他以诗歌初入文坛，即使后来以小说闻名，他对诗意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在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包括巴西诗人特鲁蒙德·德·安德拉德、若昂·卡布拉尔与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不仅两位诗人是使用语言的大师，罗萨的小说创作也一直以对语言的创新而备受推崇。

当然，除语言之外，米亚·科托的作品另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对莫桑比克民族身份、战争创伤、种族、性别等主题的选择，以及叙事结构、情节推动、人物塑造等技巧手法。但对于只能阅读中文的读者来说，语言却是真正的壁垒。身为译者，理应尽力将这种壁垒消除，但这种消除绝对不是将原先的高山深涧变成一马平川。事实上，在2009年出版《耶稣撒冷》时，米亚·科托对于语言创新的极致追求已经渐渐让位于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但某些字句仍会时不时地跳将出来，引导读者去破译。面对这种情况，惟有尽量保留原作的风格才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翻译无法百分之百地再现原作，因为无论如何强调忠实，总有一些汉语无法直观传达的意味。

在此，我想对《耶稣撒冷》中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原则做一些说明，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到，除对莫桑比克与非洲现实的刻画之外，米亚·科托作品的价值同样在于其“文学性”，在于其对语言结构与叙事策略的追求与把握。

构词与创新

正如巴西作家吉马良斯·罗萨一样，米亚·科托对语言的创新是从创造新词开始的，这种创造至少与葡萄牙语的两个特点密不可分。首先，葡萄牙语的读音规则与词根词缀都相对固定。因此，在将两个词语拼接形成新词之后，读者可以通过读音或者词型猜测出其含义。其次，巴西与非洲都曾是葡属殖民地，葡萄牙语是殖民者曾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的改造意味着对殖民历史的反抗，因此当地作家会有意识地将当地日常口语吸纳进来，赋予一些语言“错误”（如吞音、词缀使用错误、不规则搭配等）以正统性。

《耶稣撒冷》题目本身便是这种造词的产物。仅改变了一个字母，米亚·科托便将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ém）挪移成为书中主人公自创的圣地“耶稣撒冷”（Jesusalém），其中前五个字母“Jesus”正是葡语中的耶稣之意。倘如以上含义中文尚能传达，那么后四个字母“além”在所代表的“远方”“那边”“在……之外”的含义则不得不被割舍掉了。

除了这种“Jesus”+“além”的叠加之外，《耶稣撒冷》中更常见的造词方式是为词汇加上前缀，或者将单纯的名词或形容词改造成动词。用这两种方式构建的词汇尽管新颖，葡语读者却不难理解。但放入中文语境时，有些便很难找到一个词语去对应，而只能采取解释的方法。

例如，书中多处出现在名词之前加上否定前缀的构词方式，但翻译的策略却有所不同。当在“命名礼”（batismo）前面加上表示否定的“des-”，组成在词典中并不存在的“desbatismo”一词时，我将这个词翻译成“除名仪式”，感觉并不会对读者造成太大的困扰。但在另一段落，米亚·科托在“诞生”（nascimento）一词前也加上表示否定的“des-”，我却只能选择翻译成“退回到诞生之前的状态”，因为“去诞生”之类的新词显得颇为别扭且难以理解。

同样，米亚·科托可以将“秃鹫”（abutre）直接改造成动词“abutrear”，从而以极为简洁的方式营造出十足的画面感，而中文却不得已用“贪婪地掠食”替代，以便在简洁与清晰之间达到平衡。

姓名与身份

《耶稣撒冷》语言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对人物姓名的强调，这体现在文中的“除名仪式”与“再命名仪式”上，也体现在姓名本身的意义中。除叙事者姆万尼托之外，故事主人公均拥有两个名字——原本在城市中使用的姓名与到耶稣撒冷之后更改的姓名。在《耶稣撒冷》中，每个人的姓名都与他们的身份角色息息相关。以众人到达耶稣撒冷之前的姓名为例，除“姆万尼托”来自莫桑比克土著语言之外，其余均为葡萄牙语中的常见姓名。在更名之后，爸爸与舅舅的称谓依然保留了葡萄牙语词汇，但却获得了特别的意义。正如我在译文中标注的那样，爸爸的新名字“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意思是“终身的野蛮人”，这也与他想要远离城市的心愿相吻合；而舅舅“阿普罗希玛多”则意味着他只是一名“靠近的人”，是介于耶稣撒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也暗指他与文图拉一家没有实质上的血缘关系。

事实上，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葡萄牙姓名之外，也有研究者对军人扎卡里亚·卡拉什的姓名由来进行考据，并指出卡拉什的姓氏可能来自于俄国著名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而恩东济的名字则意味着“阴影”，这一含义在故事快结束时由叙事者揭示。

正是由于米亚·科托对于姓名的精心选择，对于葡语读者而言，这些人物初一登场，就有着预设的身份与形象，而全书的譬喻性更是显而易见。正如较晚出场的玛尔达所写的那样：在书中，一个人可能只是一个名字，其全部的身躯与生命不过只是构成其姓名的单词。因此，在翻译这些名字时，我尽量以注释的方式，向读者阐释葡语原文中隐藏的含义。此外，考虑到每个人物更名前与更名后身份特质的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会严格遵照原文，即使这样做会给某些不熟悉葡语姓名的读者造成少许疑惑。比如，在同一个段落同时出现“扎卡里亚”与“索布拉”两个名字时，尽管都指的是军人，却标志着更名前后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以及他在现实世界与耶稣撒冷的两种身份。这种情况，只能靠读者认真阅读文本，理清时间上与人物间的关系。

修辞与搭配

米亚·科托同样注重句式搭配上的创新，包括一些非常规的比喻、拟人、移用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搭配会稍显突兀，但读者只要有耐心，其中的联系也不难理解。而米亚·科托的本意也正是通过非常规搭配，让读者感到新鲜、兴奋与惊奇。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尽量依照原文，保留米亚·科托刻意营造的魔幻性与新奇感。

在比喻的层面上，《耶稣撒冷》中最令人不解的大约是缺少明确本体的借喻，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小说增添了更多可供阐释的空间。比如在第一章，就出现了“正是在我的沉默中，我爸爸建起了主教堂”这样的话。这里的“主教堂”明显是一个比喻，因为前文专门强调了耶稣撒冷并没有实质的教堂或十字架。尽管这句话前后并未点明这里的“主教堂”究竟指什么，却不难将其理解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宗教圣地，这也正是作者要读者自己去解读的地方。因此，凡遇到类似的表述，我都依照原文翻译，避免多做阐释，以免干扰到作者的表达，或者破坏读者自行“破译”的兴致。

此外，由于《耶稣撒冷》故事设计的特点，有时会特意打破“人类”与“禽兽”的界限，并进一步挑战“野蛮”与“文明”、“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分野。为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米亚·科托频繁地使用“拟人”的手法。比如用“河流昏厥”来表示“河流干涸”，用“荒野吃掉房屋”来形容“房屋杂草丛生”，这是把自然的一切都当做人，就像扎卡里亚所说：“这里的事物，是人”。

为了尽量扩大语言所蕴含的意味，米亚·科托的非常规搭配还体现在专业术语的使用上，其中一例便是扎卡里亚在形容自己记忆力不好时，说的是“我记忆的射程很短”。我初译时曾经想过将它译为“我的记忆有限”，使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马上便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对于葡语读者来说，这里很容易联想到“近程导弹”等军事词汇，也非常符合扎卡里亚的军人身份。

米亚·科托在其文学作品中，一直坚持着对文学性与艺术性的追求。而他对语言的非常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陌生化”的理论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