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青创会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

走进会场，我都感觉到自己变得年轻了。我要由衷地对青年朋友们说一句：“年轻真好！”

青春之所以美好，是因为青春常常让人想到春天，想到朝气蓬勃，想到明天。青春蕴含着希望，蕴含着一切都有可能，蕴含着灿烂的未来。

看到一张张青年男女的脸，我不由得想起了40多年前我的青年时代，我最初叩响文学之门时的一件往事。

记得是那个难忘的1976年的秋末冬初，我回上海修改了多时的三本书稿，经历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又一次复审，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送到印刷厂去排印了。

那个年头，一本书稿从发排到正式出版，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到明年的春夏时节，你的三本书，分别会先后出版。

青年朋友们和我一起想象得到那时的情景，想着自己辛辛苦苦写下的一行行文字，会变成书出现在人们眼前，我的心情整天处于亢奋之中。借用一句上海俗话来说，睡梦里头也会笑出声。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1976年的冬天，我经历了一次“谈话”，一次终身难忘的“谈话”。

出面和我谈话的，是出版社的两位老编辑，一男一女，男的是巴金先生的弟弟李济生，女的是后来出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当时是普通编辑。他们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态度和蔼可亲，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如此客气，反而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郑重其事。

谈话是以聊天的形式进入的，他们你说一句，她说两句，十分亲切。

记得是老李用他浓重的四川乡音挑起的话头，他说：“听说你的三本书，经过修改，分别发到印刷厂里去了。我和老陈两位，都为你这么年轻，很快就会有三本书出版而高兴！出版社认识你的编辑们，都在为你高兴。回家以后，讲起你的情形，还让子女们要向你学习。”

老陈随之说：“是啊，所以出版社委托我们两位出面，来和你谈这一次话。我们是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务的。相信小叶你一定也听得进我们的话。”

我点头，我当然听得进，我投进出版社的稿子，就是他们二位负责阅读和编辑，从成百上千部稿子中挑选出来（这是他们曾经说过的原话），然后送进编辑室进一步编审的。

老李说话素来直来直去，和我谈话更是坦率。因为我会用一口贵州话，和他的四川话“摆龙门阵”。他说：“小叶啊，书一印出来，几十万册摆进新华书店，出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没有稿费，出版社只给作者送100本样书。但是你叶辛的名字印在书上，读者和群众就会把你看作是‘作家’了。”这里我要说明两点，一点是1976年我们的稿费制度还没恢复；一点是我最初的这三本书，每本开印都是20万册。

老陈插话：“和‘知青’不一样了。”

老李又开玩笑似的说：“图书馆也不会把你拦在门外了。”我曾去图书馆借书，因既无工作证又无学生证，被人挡在门外。聊天时我跟老李说起过。

老陈笑着说：“说这一番话，你一听就明白，人们对作家的要求，和对普通知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从今往后，你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要注意一点，回到贵州山乡，以往和老乡们怎么相处，还是怎么相处，千万不要……”她显然在斟酌字眼。

“自以为是。”老李用四川话抢过去加重了语气说道，“自以为当上了作家，了不得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目空一切了。那是要不得的。”

老陈笑起来了，朝老李摆着手说：“小叶也不会这样的……”

“嗳，你不要说，”老李的眼睛瞪得很大，认真地一本正经地强调，“有这样的人的，出了一本书，自以为了不得，领导不在他眼里了，周边人他都瞧不起了，摆作家的臭架子。小叶，你要变成这样，我第一个不认识你！”

“好了好了，”老陈连连摆着手，笑得更欢了，“小叶你是聪明人，一听就懂了，我们和你谈话的目的就是一个，你还年轻，文学的道路很长，出了书成名成家之后，一定要谦虚、谨慎，走进文坛，踏上社会，会有很多诱惑……”

“漂亮姑娘还会给你写信。”老李又插话了。

“小王还好吧？”老陈问。

小王是我今天的妻子，当时我们还只是在处对象。她回上海探亲时到出版社作者宿舍来看过我，老陈认识。我说，她仍在电厂，现在带几个徒弟了。

谈话就在这样的氛围里结束了。但是这次谈话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当了《山花》杂志的主编，编辑部编发了一个新作者的处女作，我要求发稿编辑和一位老编辑，或两位副主编中的一个，也同作者谈一次话。每次谈话之后，无论是副主编还是发稿编辑，都说这种形式很好，对年轻作家们的成长是有益的。

40多年过去了。把我的稿子从海量的来稿中挑出来并和我谈话的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古，另一位也已是百岁老人，需日夜陪护了。现在我也老了，再过不到一个月，我就要踏进“人生古来稀”的门槛。中国作协让我代表老作家给今天的青年作家们讲几句寄语，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出书前后的那一次谈话，把它说出来，和青年文友们分享。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