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从唐宋边塞诗到今日蔚为大观的边疆文学，“塞外”——这个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既表征着荒凉、苦寒、贫瘠，又弥漫着辽远、广袤、神秘，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出塞”因而兼具了开疆拓土、探险揽胜、文化交流与贬谪流放、逃难避祸、隐忍苟活的双重意蕴。广西青年作家梁晓阳的《出塞书》既携带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因子和古老的中国文学元素，更具有现代性的新质和独特的个人印记。这部长达10万多字的“出塞书”，以最真诚、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作家的岳父母等上一辈人为逃避苦难而盲流新疆的沧桑往事，和自己为实现文学梦想坚持15年“转场”于疆桂两地，最终找到自己的心灵和文学“故乡”的执著历程。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开篇很有意思：多年前，“我”还是广西北流小城的一个文学青年，身上贴着孤独落寞、郁郁寡欢、心高气傲等文学青年的常见标签。某一天，机缘巧合或者命中注定，阿依等四个美丽、爽朗的新疆姑娘走进并“照亮”了“我”的生活，“我”与她们开始了“流光溢彩的聚会”，最终，阿依走进了“我”的生命，成为“我”挚爱的妻子，从此，开启了“我”与新疆的生命之缘。如此美好的“遇见”，恍若宝、黛的“木石前盟”，正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我都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是上天的馈赠，是上天对一个苦苦求索的文学青年的慷慨馈赠。因了这馈赠，晓阳才得以了解阿依父母等老一辈流亡新疆的广西人，倾听他们“悲欣交集”的坎坷人生故事。
《出塞书》的上部大量转录当事人口述，在岳父、岳母、姨姨等人舒缓、平和的讲述中，从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到建国后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以及今天国家的惠民富农、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历史的车轮一路前行，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他们都曾经拥有相当显赫的家世和优裕的童年，但时代变迁的诡异不仅让曾经的富足和安逸烟消云散，“文革”的疯狂甚至让他们无以求生，无奈之下只得远赴新疆谋求一线生机。他们都是被历史巨浪裹挟的普通人，如同滚滚波涛中的一片落叶，无力、悲苦、艰难，只能随波逐流。尽管经历了不堪的欺辱、血腥的武斗、彻骨的寒冷、透心的饥饿以及各种各样令人心悸的恐惧和不安，但他们却始终保有善良仁爱、急公好义、坚韧勇敢等人性中温暖、高尚的底色，即使沉埋于泥土，依然发出金子的光泽。没有工作、生活无着的岳母，面对十多个断粮数日、奄奄一息的湖南盲流，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准备孕检的钱和不多的粮票接济他们，把好不容易讨来的馒头分给收容站的其他难友；被造反派打折了腿的岳父不记恩怨、不讲报酬一心一意治病救人；岳父母将孤苦无依的舅母接到新疆，给她养老送终；岳母和姨姨姊妹二人年少时父母下落不明，加之出身问题，倍尝生活的苦难艰辛，但在个人婚姻方面，既不被物质利益诱惑，亦不为权势所折服，始终遵从自己内心的情感愿望，这种质朴的持守在保命都不易的“乱世”尤能体现生命的尊严和高贵。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质朴、善良、仁爱，才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也获得了新疆原住民——淳朴的哈萨克人民真挚的友谊和慷概的帮助。就这样，广袤、贫瘠、苦寒的新疆成了这些广西盲流的“避风港”和“新世界”，郁热的南方故乡广西则渐行渐远渐陌生，在这片神秘、辽远、苍茫的大地上，他们找到了安生立命的处所和精神的归宿，那草原深处的家族墓地既是亡灵的栖息地，也是生者心灵和情感的归依之地。
不同于作家王蒙的小说《这边风景》对维、汉两族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生活图景的全景描述，也不同于李娟、刘亮程等新疆作家的本土化散文书写，广西作家梁晓阳呈现的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新疆的广西盲流的坎坷人生，他们被历史风云裹挟，历经磨难，最终与新疆人民融为一体，成为当代新疆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份子。当尘埃落定，回望过往的艰辛困窘，他们淡定从容、豁达通透，草原的广袤与丰饶、雪山的静穆与纯净，已经内化为他们精神气质的构成因子，沉潜在岁月中，流淌在血液里。岳父母讲述的既是自己家族的沧桑往事，也是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在此时代大潮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悲欢离合。由此，《出塞书》的上部体现出口述史的韵致和社会史的价值。
《出塞书》下部讲述的是作家本人及其妻弟光旭等年轻一辈的现实生活。妻子阿依、妻弟光旭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可谓真正的新疆人。当年，岳父母等老一辈为现实所迫流亡新疆，如今，年轻一辈为谋求理想生活走出新疆，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闯荡。那里的世界很精彩，有大把的钱赚，但那里的世界也很无奈，他们性格中的“新疆气质”在高度现代化的南方“水土不服”，面对各种摩擦和龃龉，妻弟光旭最终回到新疆，在天山脚下的千里沃野耕耘劳作，营造自己稳稳的幸福。光旭等新疆青年的“出塞——回归”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谋生——返乡创业”的新疆版本，既昭示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亦是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劳动赞歌。
作家着墨最多、用力最大、用情最深的是关于自己的“出塞书”——15年来疆桂两地的“转场”生活。晓阳不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新疆伊犁吉尔尕朗河两岸令人惊叹的自然之美和岳父母、妻弟们在这块美丽丰饶的土地上从春到秋辛苦亦诗意的劳作，更毫不隐讳自己为这里、为亲人们写一部“很厚的书”、“一本若干年后值得她们自豪的书”以及成为作家的坚定决心和澎湃激情。对晓阳而言，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既是他的书写对象，更是催发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给予他创作动力的源泉和圣地，是他安放身心、实现梦想的幻美桃源。
“多年来，在南方老家，我已经受够了左邻右舍或明或暗的嘲讽和议论。南方的生活已经日复一日地堆积起了山一样的屈辱，我一直背着这座大山，不胜负荷，在许多年里，它一直在考验着我的神经和感受力。”
“对我来说，眼前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窗外的风景，包括那些亲人前辈的往事，有一些陌生，也有一些遥远，但是我心里却升起了一种安分和留恋的感觉，伴随着一种神圣的向往，一种难以表达的祈望。”
“深蓝和清洁的天空在伊犁，浩瀚无垠的星海在伊犁，广阔和连绵的草原在伊犁，静穆和冷冽的雪峰在伊犁，野性的西北风和潇洒的白杨树在伊犁，背叛荒凉的啤酒花在伊犁，使岁月明媚无比的薰衣草在伊犁，一颗驰骋的心在伊犁……啊，我对白雪皑皑的天山和连绵起伏的草原的思念正在心田慢慢流淌。”
这样深挚真情的倾诉如回环往复的深情乐章，在字里行间肆意流淌、久久萦绕，令读者沉浸其中，纯净、安宁、质朴、祥和，西部遥远之地的幻美之境仿佛触手可及，身心亦随之飘逸飞扬。“一切景语皆情语”，晓阳的文字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关键在于他因“陌生”、“距离”而对新疆风物的审美发现，更在于他始终以炽热的深情拥抱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树木、日月星辰，以赤子之心爱着他的妻子女儿、父母亲人。对大地山川和父母亲人的“爱”赋予这些质朴文字极大的艺术张力，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叙事写景之中，文字背后熔铸的是作家火热的心跳和滚烫的激情。
在叙写新疆之美的同时，晓阳极其坦诚地回溯、梳理了自己漫长艰辛的创作之路：搜集素材、观察、记录、阅读、写作、修改，期间经历的希望、焦灼、痛苦、欣喜等等复杂的情感情绪可谓百味杂陈。“写作”是作家的存在方式，晓阳生动呈现了一个写作者真实的生命状态、精神追求和心路历程。
这一部分写得如此真挚坦诚、深情缱绻，是从灵魂深处流泻而出的“心灵之书”，如他所言：“我把自己融入到这片土地中，成为这本书的主人公。我就是我，而不是‘我’，我并没有超然。”“诗言志，歌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修辞立其诚”……对这些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追求我们耳熟能详。在我看来，“真挚坦诚”是这部《出塞书》最鲜明、最可贵的审美品质，也是形成其艺术魅力的核心要素，它呼应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在布局谋篇、意蕴营造、主旨表达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洪子诚先生曾撰文讨论诗人的写作“手艺”问题，认为“诗歌写作必须经过训练，它首先是一门技艺，其次是一门艺术”。作家张炜在一次关于他的新作《艾约堡秘史》的访谈中坦言：“寻找一种技术支持，完成一次长跑，对写作者来说会是最大的难题。”他认为“在技术层面勇于突破自己，这才是写作”。卡尔维诺也认为：“小说已经不能奢望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它必须而且能够发现方法，几千种、几十万种新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我们如何加入这个世界，并逐渐对新的生存状况进行表现。”他们都在强调技术问题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晓阳虽然主要从事非虚构写作，自传性的《出塞书》当然有不同于诗歌、小说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范，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无论是整体结构、布局谋篇还是材料取舍、主旨表达等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贵的是晓阳对此了然于胸，《出塞书》中反复写到自己写作过程中不断遇到巨大的障碍和不安，有对生活的观察投入不够、知识积累不厚、思想磨砺不深等原因，技术层面的捉襟见肘更令他困惑、焦灼，而这种困惑与焦灼正是一个作家不断超越自己的强大动力。上天给了晓阳慷慨珍贵的馈赠，以他的勤勉、睿智和真诚，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出塞书》，梁晓阳著，发表于2018年《中国作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