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名为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最初于196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印行。1991年在台湾首次推出繁体字中译本。此次在北京新出的这版，是它的第一个简体中文版。这部印成英文多达856页、译回中文也逾48万言的大书，完全由陈荣捷先生一人独立编著。从起意动手，到全部竣工，编选、加注、英译历时20年之久。而且这20年正好跨在全球从热战陷入冷战、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发生巨大变迁的特殊时期。

与类似名目的文献汇编本不同，这部体量厚重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从一开始就是以用于在美国大学里，向当地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哲学为目的的。因而，这部文选的产生，首先不是难在如何编，而是难在注得可靠和译得准确。对此，主持该书汉译的黄俊杰先生在“出版前言”中有如下评述：“这部书可以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学界的出版品中，选材最公允、论断最审慎的作品，自有其‘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永恒价值。尽管不同读者对陈先生这部书的不同章节可能有不同看法，或对这部书的‘哲学性’有仁智之见，但这部书取材的广度与译事的精确度，则是无人可以抹杀的。”

这部哲学文献选编，在陈荣捷先生英译中国哲学典籍8种、英文论著4种、中文论著7种和中英日论文138篇的全部著译成果中，是最能显见他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和综合认识的。这不仅是他精研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学术专长赖以生发的背景和基础，也是他置身西方社会、西方学术和西方文化的情境内，面向多重意义上的“他者”，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所作的总体见证或通盘说明。

全书43章。先秦百家13章，汉、魏、唐及佛教13章，宋明理学9章，清代及近现代8章。贯穿上述43章的选材和阐释理路，在各章开篇和文献选段译注之后的“编者评述”，以及中译本特意附加的“译者（指陈荣捷）按”中，都有充分明晰的论述。全书各章里的这些部分，连缀起来，本身就已构成了与一部《中国哲学史》相当的独立著作框架。如果做个最简要的概括，这一理路或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的起落消长和不断迁延。自公元前11世纪周灭殷商，原先人格形态的“帝”信仰，逐渐向超越性的精神实体转化，天命与人世的关联不再固定于某一王朝、氏族或个人，而是取决于人、氏族或王朝的德性和与之相应的实际努力。敬德崇善的倾向由此开始替代或融入以往对祖先和神灵的单纯尊崇。这一趋势自孔子之前早已出现，只是到了孔子的学说中才强化为主导和根基性的理念。承此而下，在人文主义演进轴线的旁侧各方和周边远近，理想主义如孟子，自然主义（义同后来通称的现实主义）如荀子，功利主义如墨子、玄奥如名家、基于修行为本的禅学和了悟为门的般若学而大兴于中土的佛教，以及从道、佛盛行之世振拔起来、致力于体知人事物之性理的新儒家，甚至竭力回应并试图熔冶儒、佛、基督教与西方现代哲学于一炉的谭嗣同“仁学”、张东荪“知识论”、冯友兰“新理学”、熊十力“新唯识论”，即形成一条曲折联翩、步步纵深的历史脉络。

如此宏阔的一条脉络，或许也有不甚确当之处。但正得力于它，这部文献编选型的厚书和它3000多条切入文献字里行间的注释，在体现出如掌上观纹般的精密、细致的同时，更展示出了一种全局在握的大视野。这就像章太炎先生主张过的那样，在文本考辨和词句注解已经到位的情形下，读史治史务必力求知大体，惟有洞观大体，才能算得到了真知识和活学问。从这一点看，陈荣捷先生精心编选、译注的这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分明已远远超过了寻常文献辑录或古书选注的价值和意义。过去半个多世纪，它在异域发挥了传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的作用。如今，转译回汉语的它，同样也应该会继续释放出跨越时空间隔的光与热，照亮我们回望历史的求知视域，激发出古籍中储存的精神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