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一个人若是坐火车经过河南洛阳东行，车从白马寺站过后片刻，沿着陇海铁路的南侧，放眼广袤的农田之间，会看见一丘稍稍高出的土阜，那便是著名的北魏（386年—534年）永宁寺塔的遗迹了。包含永宁寺塔在内，铁路两侧几无显著地面遗存的巨大废墟，原先都同属于一座古代的城市：汉魏洛阳故城。如今铁路愣是由“城中”穿行，约莫也就是3000米的路程，对疾行的火车而言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而已——人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目光扫过的这片不起眼的平畴，曾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市之一。

“洛阳人”“洛城人”……在中古世界，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这座城市居民时，那种欣羡的语气，就和今天人们提起“巴黎人”“纽约客”的口气相仿。瞧他们用的那些极尽美谀的词句，什么“洛阳纸贵”“衣袂京尘”“洛阳花下”……除了长安这另一座伟大的中国城市之外，还有多少地名，能够依然活在这些语言和形象中呢？

带着这样的向往，我去了洛阳，不止一次，既为苍凉的故城所吸引，也流连在它现时代的烟华之中。然而毫无疑问，洛阳的荣光已经不再，今日的洛城已非昨日的“神都”。河滩边漫漫的蒿草中，这座古代名城的往昔已湮没了，曾经贵为“天下之中”的十三朝古都，如今已沦落成了一个省一级的普通工业城市，被喧嚣和沸腾的当代慢慢遗忘。即令涂抹了重重的脂粉，当它以各种“景点”的名义重又回到人间，洛阳的身体里那个高贵而又遥远的灵魂已不复存在了。

洛城的兴衰，便也牵系着中国人一段失落的过去。

这种失落不仅仅是时过境迁、风水轮转，它同样也源于深刻的时代变局和文化裂痕。今日的中国城市虽则蓬勃发展，但和这废墟中的洛阳一样，它们立基于一片荒芜之上，尚显著地匮乏自己的“记忆”。

“记忆”，说起来有点“文创产品”的气息了——且慢，莫向坊间流行的历史里“打捞”记忆，莫向我开讲各色民间故事，而且是只能当旅游纪念品出售的那种……洛阳的“失忆症”病状自明，但理性地想一想，它竟是无法轻易治愈的。由舶来的西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或是几张真假难辨的“老照片”，虽然可以潦草认定字面上的“传统”——不管它们是民国还是前清，是鄙俗抑或清雅——却不能复刻出人们对中国城市历史的共识。陇海路边的这片荒城，可以让一个人紧赶慢赶地走上大半天，但它却是毫不起眼的、一览无余的，既无半分繁华旧迹，也谈不上什么显著的“古典”，眼前即得的“传统”里，倒是多了几分“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乡土气息。相信大多数今天的造访者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疑问：如此衰破的“记忆之城”，它和当代生活的关联究竟落脚在何处呢？

“古典”、“古老”本身就自动构成“经典”吗？

过去的生活毕竟汗漫无边，如果复数的文化意味着无数个彼此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个体心灵，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洛阳的“基础记忆”？

挂一漏万，就像陇海铁路的规划师将这座古代的城市遗忘，在同一片土地上，对于汉魏故城的探询乃至“重建”也会将更早的、规模较小、制度不同的城市形态遗忘——由今日各种与荒城有关的“复兴项目”来看，这种新桃旧符相替而致的遗忘是迟早的事：在枯竭的生活之河的断岸上，对特定历史地层的兴趣注定截短了历史，由于后人分歧眼光的注视，以及相应的形象重塑，时间里的“断层”只有程度的区别而不会有性质的不同。

就像只对精美器物本身感兴趣的收藏家将“日常”遗忘，大肆搜求秦砖汉简的博物馆，多半将这些展品干净但是孤零零地放置在黑屋子里，这样一来也已将更广袤的“文化”遗忘。各种轻率的“戏说”显然是不可靠的，但是面对茫茫一片都不见的文明的废墟，个体的“心灵”和广大的“外在”之间更直接的联系也亟需得到重建。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折光，与此同时，作为众多有形建筑物的构成体，城市又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

因此，城市既是集体的“产品”，又是为集体而创作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它既是可科学研究的对象，又很难不设身处地去体验和感受。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纸面的城市历史，或是过分骄纵不加审视的“感性”，都是理解历史城市的歧途。

当有限的现实向无限的过去发问时，我们的知识就陷入了经验的泥沼；反过来，仅仅靠抽象的、冷冰冰的事实也并不能织就有生命的历史。作为天翻地覆后的新世界里的中国人，我们对过去想当然的“知道”，其实往往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声称热爱的一切我们其实是全无感知的。

一切魅惑将从城市失去记忆的那一刻开始……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