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桌上放着《百年浙江寓言精选》书稿。这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冰冰女士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编定的。
书稿近350页，约27万字。以“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说，书算不得厚；但，反复地读过以后，觉得手里、心里都沉甸甸的。这本书，不厚却很重。67位作家中，包括老中青三代，其中，写文化寓言的鲁迅、茅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人；写政治寓言的冯雪峰，写童话寓言的金江，写知识寓言的叶永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金近、鲁兵、孙建江，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有成就的童话、寓言作家。温州、黄岩两个地区作家群寓言创作的卓越成就和广泛影响，也是中国文学界较为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入选本书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在当时当地有过不小的影响，至少有六七篇是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另有不少篇章被选入语文阅读课本。至于入选全国性各种文本选集的更有许多。显然，这本书看起来只是一个省、一种体裁的作品选集，却能够使人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寓言创作的轨迹，也看到新时代新寓言的新发展、新特色。它的分量自然是重的。
而从寓言文本来说，它一向短小、简捷，看起来，寓言作家无论怎样地使劲，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可是，这本书中235篇寓言，却浓缩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生活变化、观念变更。鲁迅的《螃蟹》，茅盾的《以镜为鉴》，冯雪峰的《狼与兔的互惠协定》《战牛和敌国》，邱国鹰的《石匠和石佛》《千手观音》，沈冰的《猪八戒开店》《伯乐误期》，张鹤鸣的《刚长腿的小蝌蚪》《大营救》，其内容或彰显现实中处世的复杂和单纯，或展示反动统治者的虚伪和残忍，或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缘由和表现；或铺陈生活中心欲之贪，或表现关键时刻人性之丑；都以寓言独有的艺术方式，将特定社会中角角落落里的黑暗、阴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光明照耀，作品的历史意义和道德价值显然是重的。
再从寓言自身来说，它始终蕴涵着劝诫、教训的意思和意味。这是它的灵魂、灵性之所在。但以往，它总是把这样的意思、意味隐匿在讥刺、嘲讽之中。而现在，浙江的寓言作家，并不以此拘囿思想、局限手脚；他们以生活为准，以文学为则，放手写来，顺乎自然，踏实写去，质朴必然。孙建江的《山和雾》《门窗》，邱来根的《林工和大树》《橘农的教训》，陈巧莉的《与虫为舞的叶子》《老房子的话》，陈必铮的《喜鹊记着》《电光天平上的砝码》，有的以传统寓言中的鸟兽为主人公，写它们的习性；有的以描述自然万物的风貌为题材，写它们的多姿；有的以人们居住的房屋建筑为背景，写它们的状态；有的以日常生活的细小物件为对象，写它们的品格；也都以寓言专有的艺术思维，将飞速发展的时代中的点点滴滴的领会、感悟，昭示在人人见到过、领略过的当下生活之中。谁都知道只有生活的赋予最是丰富无比，作品的理性意义和知识价值必然是重的。
从寓言表达来说，因为篇幅短、意蕴深，它的表达必得精益求精。这也是谁都知道的。浙江的寓言作家，就着力于构思的精巧精妙与语言的精当精美。金江的《乌鸦兄弟》《牛角尖中的老鼠》，邹海鹏的《选择》《分享的快乐》，阿童的《蜗牛写论文》《底线》，郑钦南的《天有多大》《老竹》，都可看到作者怎样捕捉人性缺憾中的微妙细节，怎样把握大千世界中的瞬间永恒，怎样透视天地万物中的本质之点，怎样思考繁复事象中的关键所在。又都以寓言自有的艺术呈现，将隐匿在作家心底丝丝缕缕的童真、稚趣，都体现在各相殊异、个性鲜活的不同故事之中。寓言文学是作家用日夜酝酿的心思、反复锤炼的语言构建的艺术创造，最精致无比。作品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当然是重的。
更须注意的是，作家们都注重想象和叙事上的新探索。这些作品，有的巧妙，有的诡异，有的象征，有的诗化，历史记忆与现实存在触碰生发，人生处境与个体心灵相互映照，便在色彩纷呈中姿态独具、在气息幽邃中芬芳自得。叶永烈的《金刚石姑娘不见了》《森林旅馆关门啦》，老强的《吸名烟的猴总管》《傻瓜鱼》，朱锵的《雨花石》《千里马的苦恼》，林海蓓的《古莲》《梅》，或用不寻常的幻想情景讲述寻常生活中的哲理和道理，或以不一般的实际存在呈现一般生活中的真诚和真实，或把很常见的某些状态提炼成常被忽略的一种意象和抽象，或将最熟知的大自然描摹为常被遗忘的意境和情境。也都以寓言特有的艺术手段，将隐藏在不同时期方方面面的睿智、机敏，都彰显在每日每时的人情伦常之中。世上只有真情无价，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情感价值决然是重的。
浙江寓言作家的创新精神代代相传。明显标志有三：一是相同题材，思想更新。如徐强华的《鲤鱼跳龙门》、王禄鑫的《鲤鱼和乌龟》、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二是，相类题旨，艺术革新。如邱国鹰的《成功的阶梯》，谢尚江的《蜘蛛兄弟》，阿童的《成功》。三是相近题目，意蕴全新。如朱锵的《雨花石》、楼飞甫的《鹅卵石》、郑钦南的《老竹》、瞿光辉的《老鼠和大象》、孙建江的《老鼠的懊恼与得意》。当然，艺术创新无止境，如林海蓓和夏矛都写诗体寓言，却各有千秋；粱临芳和徐迅都书写自由平等，而各具特色；邱国鹰和邱来根都写乡土物事，竟视角大异，而徐迅将成语稍微改动作为题目，也别具一格。艺术贵在创新，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当然是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