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完成了她的杰作《十九世纪的妇女》初稿，并出版游记《湖上夏日》。后者是富勒与友人结伴西行的记录，结构松散，但文采斐然，引起纽约著名出版人霍拉斯·格里利的注意。格里利收购的纽约《论坛报》面临同行竞争的压力，试图通过改版吸引读者，打开市场销路；同时，他又是一位富于情怀的报人，希望借助报刊媒体提高民众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普及民众教育，将《论坛报》打造为“人民的论坛”。同年8月，格里特向富勒正式发出邀请。
格里利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不仅薪酬丰厚（每周三篇专栏文章，年薪500美金），而且提供住宿（当时的纽约居大不易）；更重要的是，《论坛报》拥有5万订户，读者群则不下数十万人，正是富勒长久期待的平台；另外，格里利保证，富勒将享有充分的新闻采访和排版自由。面对纽约的巨大诱惑，身处波士顿坎布里奇的富勒并未立即应允，而是再三沉吟。
富勒的顾虑来自康科德。“康科德圣人”爱默生闻讯富勒即将加盟《论坛报》，已通过书信明确表示反对。报刊文章在他看来不是纯文学，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具备恒久的生命力；将天才浪费在这样乏味、应景的写作上，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自1839年经热心的皮博迪小姐（小说家霍桑的妻姐）介绍与爱默生相识之后，富勒凭借超群的智力和才华赢得了爱默生的敬重，而她本人对这位大作家更是无比敬仰，由坎布里奇至康科德半日往返的便捷车程使得二人的联系更为频繁。几年下来，她已不知不觉将康科德视为精神故乡，与梭罗、霍桑以及教育家奥尔科特（《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之父）等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接受格里利的邀请意味着切断与波士顿-康科德文学圈的联系，她内心难以割舍。
但促使富勒离开的力量似乎更为强大。由于父亲病故，身为长女的富勒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她早先在奥尔科特“神庙学校”做助手兼做教师，最终分文未得。担任“超验主义喉舌”《日晷》主编两年间，由于刊物销路不畅，之前商妥的每年200美元编辑酬劳也无法兑现。作为“超验俱乐部”的一员，她对他们乐观豁达的生活理念极为认同，但对他们的凌空虚蹈、不切实际又未免心存疑虑。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爱默生的行为方式。爱默生的乐善好施远近闻名：他为长期经济困窘的奥尔科特一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援助，为梭罗提供食宿和就业机会，并为作家霍桑等提供低廉租房。但在这背后，富勒却发现他孤高冷傲、难以亲近的一面。“他缺乏温暖”，富勒在致友人书信中抱怨说，“而且难以捉摸”。对于曾经付出的这一段情感，富勒在致爱默生的一封书信中曾不无伤感地喟叹：“我不是僭越者……假如我误踩了边线，一定会退出，将果园归还给合法的主人。”在赴纽约之前的告别信中，富勒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你追求学术，我追求生活。”。批评家将这一论断看成是富勒摆脱爱默生文人团体的影响而“走向心智成熟”的表现。
促使富勒将目光转向纽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的名篇《伟大的诉讼》（出版时更名为《十九世纪的妇女》）在《日晷》刊载后，反响强烈，但也不乏批评之声。霍桑夫人索菲亚便质疑富勒这样一位未婚女子，如何能勘破婚姻的奥秘。更多的批评文章认为作者的笔力似乎仅限于中产白人妇女，视野过于狭隘，未免以偏概全。雄心勃勃的富勒在友人建议下打算将它扩展为一部著作——更多的创作素材、更广的社会层面、更为庞大的阅读群体，显然没有比纽约和《论坛报》更好的平台。
富勒在《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大体可分三类：注重文学审美的作家作品翻译介绍、从政治社会学入手的严肃的文艺批评，以及一些短讯和时评。她最为擅长的当然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富勒眼中，批评者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单单是为作品“贴标签”，而是通过鉴赏评判，“过滤”出好的作品。批评家的角色应该是“发现作品中真实的、本质的能量”，并将它传达给读者。和爱默生一样，富勒倡导一种新型的美利坚文学。她认为文学样式必须随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地理环境而更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蒸汽船、铁路、电报等科学发明不仅造就了期刊的黄金时代，也拓宽了文学的范围。她将这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称之为“历史罗曼司”，相当于欧洲人的史诗。用她的话说，“小说就是今日的民谣。通过它了解我们的时代”。由此，她高度评价霍桑的《故事重述》，赞扬梅尔维尔的海洋小说以及科克兰的边疆小说。其实早在1843年，在致友人信中，富勒便将美国作家比喻成在大河边劳作的农夫：历史的长河流逝，大浪淘沙，冲积出一片新的土壤，作家应当像农夫一样善于从这片崭新的土壤中汲取养分，从而创作出属于这个特定年代的史诗。
富勒文学批评的对象包括爱默生、爱伦·坡、弥尔顿、勃朗宁等，后收入《文艺论文集》。她书评涉及的对象还包括欧仁·苏、乔治·桑以及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她批评好友爱默生“单句和段落过于出彩，如马赛克或勋章墙，令人眼花缭乱”，并由此冲淡主题。富勒评价霍桑语言“懒散”、风格“苍白无力”：“他总是在暗示，却没能揭示我们存在的神秘。”但同时也赞扬作家在《古屋青苔》《胎记》《拉帕奇尼的女儿》《天路》《好小伙布朗》等小说中对人性的刻画：“霍桑细致而无畏地探究人性的奥秘”，堪称“当今最好的作家”。不同于霍桑对女性作家的偏见，富勒对“乱涂乱画的女人”抱有相当同情，但对无病呻吟的“客厅诗人”却毫不留情。在她看来，布莱恩特、欧文和库珀不过是欧洲文学拙劣的摹仿者。朗费罗和洛威尔也乏善可陈。她批评名诗人洛威尔“漠视人物内心情感动机，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当时新英格兰最负盛名的诗人朗费罗，在她眼中也是名过其实——他被指控“剽窃”：他的诗是“精妙的模仿……内心缺乏激情，亦无视外在风景”，甚至连意象也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意象是人行道边跃入眼帘的一朵鲜花，自然而富有诗意。”总之，从内容到形式，毫无创新可言。
作为批评家，富勒一向秉持公正立场，对外国作家也不例外。她评价巴尔扎克“思想肤浅”，但同时又赞扬他技艺高超，是“无情的外科医生”，《高老头》临死一章令人心痛欲碎，堪称“巴黎的李尔王”。相比于“富于感召力”的乔治·桑，欧仁·苏尽管“笔触细腻大胆”，但他缺乏想象力，其创作才情远低于桑。一言以蔽之，富勒认为伟大的批评家比伟大的诗人更难得，因为批评家必须具备“综合批评能力”，要用“更高尚的观点”同美国新近出现的商业主义和肤浅庸俗的物质主义展开对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勒在美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富勒自始至终是一位批评家，滑稽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只记得她是女性主义者，却忘记她是一位批评家”。
离开康科德之后，富勒逐步远离自我中心的爱默生，投身于社会改造。身处纽约，她对劳动妇女和穷人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她在报社附近目睹市民捐资兴建教堂，而四周流离失所的穷人却无人问津；她为爱尔兰移民遭受的不公待遇大声疾呼；好友亨利·钱宁成立“纽约监狱协会”，她于1844年在钱宁陪同下走访“星星”女子监狱，此后她的文章也多由文学评论转向政治文化和社会揭露。除了女犯，她关注的对象还包括流落街头或生活在救济院的城市贫民——她在文章中痛斥富人居高临下的态度，并强调乐善好施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在演讲中她宣称“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而社会理应肩负有责任，帮助不幸之人。此外，她还参观了贝尔维贫民院、民工子弟学校、疯人院、感化院和布莱克维尔岛监狱等场所。在慈善医院，她注意到“哺乳的母亲和新生儿一道暴露在男性访客肆无忌惮的目光之下”，由此呼吁保护个人隐私。在情况更为糟糕的疯人院，人满为患（须扩建一倍才够），“病人蜷缩在墙角，对陌生人无动于衷，心里没有希望，眼里也没有期盼的光芒”。布莱克维尔岛监狱专门关押刑事犯，其中有700名女犯。富勒留意到在狱中女教官却寥寥无几；除了惩罚，也没有其他让人悔过自新的机会和途径。在她看来，只有根据犯罪的性质将犯人分类，进行教化和改造，才能实现自尊和身心健康。她本人热心为女犯开设道德文化讲座，几乎每周造访一座监狱或济贫院。
富勒认为，贫困是对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最大的嘲讽”。纽约富人聚居在以华盛顿广场为中心的中城区，穷人则居于下东区，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而“纽约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有足够善良的意愿，有足够的管理智慧”来解决贫困问题，因此应对公共管理和慈善机构进行改造，使其转型为民生服务机构。然而，在政党分肥体制之下，无论民主党还是辉格党，对此都无暇顾及。于是富勒呼吁纽约市民：针对社会不公的现象，人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而上述文章，亦堪称20世纪美国新闻界“扒粪”运动之先声。照富勒的看法：“济贫院、疯人院、监狱……这些都不是问题，体制才是问题。”但与激进派主张不同的是，富勒反对通过暴力革命变更社会制度，而宁愿诉诸基督教的福音——一个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社会才是千禧福音。关注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为之大声疾呼，富勒本人也由此完成“从超验自我到公共良知”的转变。
1846年8月，富勒作为美国第一位被派驻海外的女记者，开始游历欧洲。在英法等国，除了与华兹华斯、卡莱尔、乔治·桑等名流晤面，她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参观曼切斯特和利物浦的机械学院、纽卡斯卡的煤矿、设菲尔德的钢铁工厂，以及巴黎和里昂的教育慈善机构和工厂。在巴黎，她参观成人夜校，感慨工人阶级多么需要这样的教育，并希望返回美国之后，也要兴办类似的机构。吸引她注意的还有托儿班，母亲外出上班，可以代为照管穷人家的孩子。在里昂，她访问了织工居住的棚户屋，对不人道的工作环境大为同情——包括9岁的孩子在内的一家人，没日没夜在织机上劳作，食不裹腹。此外，她还曾获邀参加杜勒里宫的皇家舞会，但她忧心的却是巴黎地下流行的小册子《饥荒的呐喊》中“冬天挨饿的贫民阶级”。欧洲的种种社会弊端也促使她反省美国由财富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危机。她报道在里昂举办的女子室内音乐会，其场景令她联想到纽约“星星”女子监狱的犯人；在格拉斯哥目睹贫穷妇女流落街头，其境况则令她联想起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富勒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公开抨击赞同奴隶制的政客。她为1844年1月麻省的废奴集会而大声欢呼，随后又在《论坛报》撰文高度评价爱默生的废奴演讲。她从罗马发回的报道将意大利人民的自由解放同美国的废奴运动相提并论：“奴隶制的罪恶造成了美国社会虚假的繁荣，政客们利欲熏心，不惜为此悍然发动战争，高尚的道德情感甚至在个人身上也已被遗忘。”而身在欧洲的富勒，却致力于做一名时代的见证者。“这些值得铭刻的事情在我眼前呈现，假如我无法投身革命，我会很乐意成为它的历史学家。”
富勒相信新闻“是我们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既有修辞力量，又有政治良知，它是“教育民众最有效的工具”。她在“美国文学”一文中写道：报纸不仅提供“新闻”，更能“传播知识，并能播撒思想的种子”。从1844年底接手文学板块，到1846年夏远赴欧洲考察，她共发文250篇。其中既有文学批评，更多社会观察与评论，比如针对纽约市政当局负责聋哑人培训机构的年度报告所作的评论，富勒要求为聋哑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权。这些专栏文章和书评社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的疆域，更唤起民众对社会改造各项事业的关注和了解，有助于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也有助于践行美国民主。富勒深知她与爱默生的区别：文学家追求美，而记者要求真。她所从事的是“伟大的民众教育”，《论坛报》由此成为“伟大的道德工具”，富勒则被誉为“纽约的公共良知”。
1850年，富勒乘船由意大利返回美国，在纽约港附近不幸遇难，年仅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