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一位来自拉丁美洲、年仅24岁的智利外交官来到中国，与中国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交流。这位外交官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这位浪漫的外交官就是聂鲁达。
出生于1904年的聂鲁达是一位“人民的诗人”，同时是家国情怀深厚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曾说：“他们也想听我讨论政治思想，但我不会过度地谈论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内容，因为人民需要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语言，其实就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时代的语言。
读一读1971年春天《巴黎评论》对聂鲁达的访谈，可以想象他家中的布景：“一面墙上贴着两张反聂鲁达的海报，其中一张是他上次去加拉加斯的时候带回来的。海报上是他的头像，以及那句传奇的‘聂鲁达滚回家’。”这位去外地带回骂自己的海报、还往自家墙上贴的老头就是这么有趣。
聂鲁达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那一年是1971年。早在春天，文学界很多人都以为聂鲁达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他确实得了。而前一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智利总统竞选。在采访时，他被问到“如果诺奖和总统两样东西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桌子上，而你只能选择一样，你将如何选择？”时，聂如达回答说：“如果他们把这两样东西放在我面前，我想我会换张桌子坐的。”
事实上，聂鲁达之所以从事政治，是因为他认为政治是使生活变丰富的渠道。他曾表明，自己实在是太热爱生活了，才不愿一整天都坐在书桌前写作。他需要看看花、听听海，或是参与政治。他常跑遍各地为人民朗诵自己的诗作，用人民需要的“另一种语言”践行了对人民的爱。
他做这一切，不仅是出于对生活的激情，同时，也出于他对智利、对人民非同寻常的热爱。聂鲁达的爱国热情始终是蓬勃的。在其自传的开篇，他就写了智利的大森林，并称“不了解智利的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我就是从那片疆土，从那里的泥泞，从那里的岑寂出发，到世上去历练，去讴歌的。”
聂鲁达不仅深爱着智利，深爱着祖国那片森林里泥泞的土地，更深爱着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1971年，瑞典学院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这样写到：“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他的作品，不是以作品的本身，而是以其所具有的意义，对人类的幸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提起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人们一般会想起印第安人，也许是安第斯山脉，也许是种在那片土地上的玉米和马铃薯。也许会想起原始部落和雄鹰在高空飞过，也许还会不可避免地想起殖民地和奴隶贸易，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长达百年的纷争。古文明被摧毁，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歌谣和故事。
长久以来，人们听的都是欧洲的音乐，读的都是欧洲的历史和文学。有一天，新小说的开山鼻祖、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对一群法国作家说：“现在请你们坐下，该我们给你们讲故事了。”那一刻，有些固有的东西正在改变。这个改变，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迎来了“文学爆炸”。期间，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涌现，起初流行于欧洲，最终流行于全世界。但是拉美文学开始崛起并非在文学爆炸时期，早在这之前，聂鲁达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便已受到西方文坛的关注和认可。
阿根廷诗人、小说作家博尔赫斯同样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由于诗歌创作方面的不同见解，博尔赫斯与聂鲁达的关系并不好。聂鲁达对诗歌的见解比较淳朴接地气，他认为诗歌与面包以及手工匠人精心打造出来的工艺品并无二致，而且诗人所写的文字往往比面包与工艺更粗糙。而博尔赫斯是典型的文字雕琢者，他的诗句是经过推敲和设计的，从他的代表作《小径分岔的花园》那种迷宫式的写作方式，也可看出他为文学布局费尽苦心。因此，聂鲁达在访谈中极精确地概括了他们对彼此的看法：“他对现实世界里的一切毫无了解，但他也觉得我对一切毫无了解，这一点我们倒是相同的。”然而即便如此，聂鲁达还是毫不吝惜自己对博尔赫斯的赞美：“他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两人身上存在太多有趣的不同，不仅在文学风格方面，在性格方面也是如此。博尔赫斯也是个有趣的老头，但他的有趣内敛而谦卑。他完全不否认自己的无能和恐惧，也不掩饰自己“言不达意”时的沮丧。他讲话谨慎，似乎不敢得罪任何人。他深深地为自己年轻时写的一些“糟糕”文字感到愧疚，并十分想向那些读过他最初作品的读者道歉和致谢。
博尔赫斯完成从诗人向小说家的转变这一过程是很艰难的。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写小说”这件事对他而言，如同踩进了禁区。据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描述，他最终是通过假想自己作品的方式才克服了写小说的障碍。
博尔赫斯与聂鲁达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欧洲的长期定居为博尔赫斯此后的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博尔赫斯如同文学界的一位考古学家，从古罗马写到笛卡尔，试图让自己的文字能够穿透几千年的时光。他更像是一个往昔时代的总结者，用精练的语言写出关于整个宇宙时空的宏大作品，在最朴实的文字里，也怀着一种深沉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