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门类的鄙视链中，雕塑似乎总是比绘画低一级。黑格尔认为，绘画比雕塑更具观念性，代表了心灵发展的更高级的形式。达·芬奇曾仔细比较了雕塑与绘画的创作原理，指出雕塑相比于绘画的种种劣势：雕塑是机械的手艺，不是科学，而绘画是能以平面呈现远景的科学；雕塑更花费体力，工作环境污浊不堪，绘画则更多运用心思，工作环境安宁整洁；在对世间种种可见事物的表现力方面，雕塑也比绘画贫乏得多……如此看来，相对来讲，雕塑的创作和欣赏更接近野蛮人，绘画的创作和欣赏则更接近文明人。当然，在艺术的圣殿中，当各种艺术并列呈现时，雕塑和绘画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它们是交相辉映的。西方艺术史中也不乏雕塑和绘画皆长的大师，如米开朗琪罗，如达利。在一座教堂中，特别是天主教教堂，为置身其中的信徒讲述《圣经》故事、营造出一个神圣世界从而令其沉迷于其中的，主要是雕塑和绘画这两种艺术。教会早就认识到，对于广大不识字的信众来说，视觉图像具有神奇的诱惑力和感染力，而在这方面，雕塑的效果则无疑比绘画来得更为直接、更为迅速——一个真人大小的三维立体耶稣雕像要比一个二维平面画中的耶稣形象更易于辨识，更像是“真”的。

在仿真的追求中，西班牙人把圣像雕塑（imaginería）做到了极致。在这一艺术形式达到全盛的巴洛克时期，西班牙圣像雕塑会以玻璃球做眼睛，脸上的泪滴也用玻璃仿造；既然是真人大小，也就穿上常人的衣装，全身上下的色调也与现实保持一致，而不是像被艺术家们奉为典范的古希腊雕像那样通体洁白，如此一来，这样的雕像与古典雕像相去甚远，倒像是大型木偶——说白了，就是供信众们膜拜的大型木偶，它们的材质以木头为主，它们是表现神性、营造戏剧性的着色木雕。

与蜡像馆里的那些肖似真人的偶像相比，圣像木雕仿佛是与之对立的。前者中尽管不乏“男神”“女神”，它们终究是人像，置身于世俗生活的快活空气中，满含喜剧色彩，而后者是神圣的，当初是笼罩在本雅明所谓的“灵晕”之下的，浑身充盈着悲剧气息。从宗教欺骗人民的角度来说，圣像雕塑有力地参与构建了天主教的神话世界，让信众浸泡在虚妄的体验中，从而丧失对现实苦难的反抗精神。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圣像雕塑如若算不得崇高的艺术，也一定算得上是表现崇高的艺术，它采用了最易于大众理解的语言，表现极为剧烈的情感。在世界雕塑艺术的殿堂中，西班牙圣像雕塑理应占据一席之地。

集中观赏这一艺术形式的最佳场地，当属位于古城巴利亚多里德的西班牙国立雕塑博物馆。该馆始建于1842年，收集了大量来自教堂和修道院的圣像雕塑作品。当这些作品被搬离出宗教语境，按照年代顺序与绘画作品共同陈列时，便具有了艺术史的意义。从哥特式，到文艺复兴，到样式主义，再到巴洛克的巅峰。有些作品是群体像，如胡安·德·胡尼作于1541年至1545年的《基督下葬》（Santo Entierro），众人围绕着耶稣血迹斑斑的遗体，姿态各异，动作互有呼应，共同构成戏剧性的场面。也有不少单独呈现的雕像，如佩德罗·德·梅纳作于1664年的《忏悔的抹大拉》（Magdalena Penitente），或许这是抹大拉的诸多视觉形象中最为著名的立体形象了，散乱的长发、苦行僧式的衣装自是抹大拉的标配，她面对架上基督的神情具有极丰富的意味：悲恸、愁苦、沉思、甚至是爱恋……从不同角度望去，或许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如此看来，雕塑倒是真的比绘画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了。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所有这些主题不一的雕像，那就是“现实主义”。这是极尽摹仿之能事的现实主义，非要把《圣经》人物塑造到看上去能以假乱真的地步才善罢甘休。在这其中也蕴含着西班牙艺术的精髓所在。西班牙哲学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认为，如果说新教的最高级的艺术表达形式是音乐，如巴赫的作品，那么天主教的最高级的艺术表达形式则是雕塑和绘画；音乐的乐声是随风而逝的，而雕塑和绘画则是物质的、可触摸的（尽管是想象中的触摸）、常在的。西班牙的信众需要看到某种固定的、与现实生活差得不太远的东西，需要在一种逼近最为日常、最为世俗的物质真实中见出神性，为教会工作的艺术家们满足了赞助人的愿望。里维拉画笔下与平民面貌无异的圣徒、苏尔瓦朗精心绘制的待宰羔羊，以及西班牙国立雕塑博物馆中陈列的这些圣像木雕，都是西班牙艺术“现实主义”的经典表现。

如若在这些酷似真人的雕像中间长久站立，真实与梦幻的界限或许会慢慢变得模糊。如果假的能成为真的，真的不也能成为假的吗？因此，为这些雕像激发出“人生如梦”之叹，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人生如梦”，正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欲图根植于信众心中的一条哲理。

在这些雕像既真实也如梦如幻的神情中，我们可以读出那个已经逝去的辉煌西班牙帝国的精神面貌：笃信、迷狂，自认为天主教世界的捍卫者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引领者，重视精神价值甚于物质价值。这样的执念终于导致西班牙落后于欧洲的前进步伐，同时也让西班牙艺术保留了诸多的中世纪色彩，从而在欧洲艺术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