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的梳理和钩沉一直是国内戏曲研究的强项，成果斐然。但是，已有成果侧重于根据史料探究戏曲何时出现，如何起源并发展，却很少从观念上解释戏曲因何兴起，为何演变。1988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中国戏剧起源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戏剧发生学”论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遗憾的是，由于发生学研究难度大，要求从事者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熟谙文化人类学、宗教、美学、哲学和史学等领域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投身其中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甚少。近十多年来，专著只有4部，论文约10篇。因此，当我读完陈友峰教授的《中国戏曲成因与历史走向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感到既惊且喜。该著系统、细致地探讨了戏曲艺术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作者以多个领域的理论素养为基础，建构了多重视角的阐释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其一，追溯戏曲艺术之源。作者指出，生命的孤独和存在的恐惧催生了原始宗教。宗教仪式中，先民出于本能，把模仿神灵作为重要的表达和沟通方式，以摹拟为特征的装扮和歌舞便成为戏曲最初的萌芽。可见，先民的心理机制和生命本能是戏曲产生的初始动因。
其二，促使戏曲艺术逐渐形成的两大因素。其中，宗教化因素指的是宗教活动中的“模仿性表达”，即装扮与歌舞；世俗化因素大致包括三类：世俗生活中的表演形式，如原始时代反映生活与劳作的原始歌舞、春秋战国时代宫廷俳优的滑稽表演、秦汉百戏中《东海黄公》一类的杂戏、魏晋以来《兰陵王》《钵头》《踏摇娘》之类故事性的歌舞表演、隋唐以来的说话和讲唱伎艺等；戏曲艺术所处的社会环境，如城镇等；戏曲艺术的物质基础，如剧场和戏台（楼）等。
其三，戏曲艺术的历史走向与内在规律。作者指出，戏曲在形成过程中已经显示出自身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趋势”决定了戏曲艺术的成熟形态及其本质特征。作者从精神内容、表现形态、艺术原则、审美观念、存在模式及其双重品性等层面分析戏曲艺术的演变趋势，具体为以下三点：着眼于演出形态、舞台形式、戏曲服饰、戏曲脸谱，戏曲的表现形态经历从古朴、拙直走向细致、精美的变化；戏剧观念经历了从“叙述——讲唱”体到“代言——叙述”体的变化；审美追求从模仿表演、假定性表现到“以一胜多”的变化。在不断演变的历程中，戏曲艺术构成了独特的艺术原则和美学精神，体现为 “代言体”与“叙述体”的双重品性、虚拟化的时空与虚拟化的表演、演员“创作一半的艺术”与观众的“反观审美”等。
其四，戏曲艺术精神的终极追求和存在的双重品性。戏曲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使生命个体获得慰藉和寄托，实现心灵的自由，体现为四点：第一，戏曲拥有比宗教更多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其目的在于愉悦而非精神的控制；第二，戏曲拥有与生俱来的“仪式品性”；第三，作为现实主体共同参与的群体性艺术，戏曲艺术既能给予生命个体以安全、稳定、心灵自由和身心愉悦，又不束缚和钳制个体主体精神；第四，戏曲是由人创造，又为人创造的艺术。因此，戏曲被赋予了双重品性。它既是历史中的存在，又是当下性的存在；既是解释中的存在，又是实体性的存在；既是观念化的存在，又是客观物理性的存在 。
还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几乎将上古至唐宋对戏曲产生影响的宗教活动搜罗殆尽。或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或探源溯流，述其遗存。例如为了探讨原始法术与宗教仪式（包括巫术）的差异，作者选取了十余个实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爱惜日常用品的风俗、川滇交界处普米族的狩猎法术等。通过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从思想观念、现实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关系、行为活动、情感体验等四个层面进行概括提炼，条分缕析，明白晓畅。
在研究方法上，本著的特点也非常鲜明。首先，以系统研究法为主，把戏曲视为一个由多种元素构成，并接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兼顾各个因素，又结合知识考古，采用考论结合等方法，进行了系统化的探讨。其次，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材料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中国学者的田野调查报告；来自官修正史、宗教文献、经学典籍、野史笔记、文人文集、文学总集的文献资料；壁画、砖雕、帛画、戏台、剧照等实物。最后，从欧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又融入自己的探索与思考，呈现出中西贯通的特色。
得益于多种角度、方法、材料和观念的融汇，该著作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例如该著将影响戏曲的各种因素归之为宗教性和世俗性，这一分类就颇有新意。再如，通过梳理俗讲与道情的发展历程，追踪道情蜕变为戏曲艺术的历史路径，多次强调叙述体对戏曲艺术的重要影响。他指出，叙述体与代言体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中国戏曲是二者相互融合的舞台艺术，在文本内容、艺术思想、审美精神和表演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为舞台形象的直观性与间接性、超越的“时间”与灵动的“空间”等。再如，作者认为俳优是中国最早的喜剧演出群体，其滑稽表演对喜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弥漫着悲情的宗教歌舞逐渐渗入诙谐、幽默的滑稽戏，就形成了中国戏曲悲喜交加的情感结构。另外，对戏台的作用和意义、进入城镇对戏曲所产生的影响、戏曲的哲学意蕴和美学精神等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由上可知，从考察的角度、内容、层次和方法等来看，该著在戏曲发生学领域建构了全面、完整，且新意迭见的阐释体系。与同类其他著作相比，该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无需讳言，该著也存在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该著上编对宗教化因素的探讨细致入微，但中编对世俗化因素的探讨就略显简略；再如，讨论戏曲进入城镇的负面影响时，作者认为由于追求表演水平的提高，过度偏重形式之美，背离了平民百姓的审美口味，使戏曲走向雅化之路。这一结论也值得商榷，因为戏曲原本应该丰富多彩，唯其如此，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走向雅化只是戏曲多种发展趋势中的一种，并不一定是戏曲衰落的原因。当然，瑕不掩瑜，该著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相信，该著将使越来越多的学人从中获益，推动戏曲发生学的研究。
（《中国戏曲成因与历史走向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上、下卷），陈友峰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