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是个新概念，是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中山、肇庆、江门、惠州等城市组成城市群，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比肩；“劳动者文学”应是描写劳动者生活和情感的文学，“劳动者”是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凡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公民皆可称之为“劳动者”。如此，无论是工人、农民、渔民、知识分子、公务员和手工业者，都是劳动者。

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两个词站立在这个组合名词的背后——岭南文化和移民。

“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千百年来，岭南文化为华夏长卷增添了绚丽篇章；及至近代，岭南又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生活最炽热的漩涡地带。然，国人对秦岭的研究远远超过五岭，所以导致大部分中原人对这片被称为“岭南”的地方，包括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和海南，感到非常陌生。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就是岭南这片区域中最耀眼的珍珠。

近40年来，生活在岭南的人口，和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大相同。拿东莞为例：这里生活着近800万人口（通过手机持有者来推测），可拥有东莞户籍者仅为200万，其余600万为移民。在这些移民中，有的最终成为市民定居了下来，有的则在打工多年后，迁往别处或重返老家。这样一群非本地户籍者，也应算这里的劳动者，他们的贡献亦不应被淡化。

2010年8月，当我从新疆南迁至广东，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改变，从抒情诗歌转向纪实类创作。作为一个在沙漠边缘长大的人，陡然来到海边，那种震撼与不适是极为强烈的。海里充满了无止尽的水，咆哮奔腾的水。海啸时躲避到山里的行为，当地人叫“逃水”。可见，“水”有时意味着灾难。定居东莞8年后，我终于发现，岭南人的灵活多变是被环境逼出来的，面对大海，谁能不心生畏怵。江湖到了此处已是尽头，唯有灵活多变才能自救。而在这样一片区域中诞生的文学，自然有别于中原、西北和江南等地。

岭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既不像大陆那般坚实恒定，也不像海洋那般四面孤悬，而兼具大陆和海洋的双重气质。这里的河流会因海浪的潮汐而倒流，其水的滋味时咸时淡。这里总处于变化之中，所以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跌宕与喧嚣。由于背山负水、远隔中原、无所依傍、环境恶劣，更由于人口的多元结构，岭南文化呈现出感性化、商业化、世俗化、非正统化的特点；而岭南人的性格，则表现为创新与务实，包容与灵活。

和中原人肯定一个人“忠厚老实”相反，岭南人信奉一种“精崽哲学”。“精崽”一词和“老板娘”一样，都带有褒义，除去利益计较外，多赞其顺应环境做事融通，人际关系方面圆润通达。在北方，人们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因为地上有路；而在南方，出门就是海。航海时发现不对便要即刻变通，否则性命难保。故而，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生活实践，“变通”已形成了一种岭南文化。

2018年春天的某个黄昏，我在蔡白湿地公园散步。趁着黄昏的薄雾，穿过一条坑洼的水泥板小路时，我愣怔住。从路边的菜地里蒸腾出一股味道，混合了泥土、蔬菜和肥料的味道陡然撞击到我的鼻孔。“和我小时候闻的味一模一样啊。”甚至这种场景：一排农民房外是一大片菜地，还有那竹竿、塑料薄膜、杂草，以及黏糊在路面的泥浆，除了那排农民房不是黄泥土屋，除了站在门口的女孩不是自己。

那个瞬间，我想起了我的家：新疆哈密市东菜园村的一个有着葡萄架的平房小院，木门外就是一大片菜地，地里总是插着竹竿，绑着豇豆；而塑料薄膜是用来培育菜苗的。

我的内心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我迁徙5000公里后的居住地，是一个和我的出生地极为相似的地方，那我又何必大动干戈地搬迁？我并不是一个热爱都市的人，但同时，我也并不留恋乡村。在评价某些作家的作品时，我喜欢用“土”字来形容，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洋”。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发现了这个秘密——我是一个具有城乡结合地带气质的写作者。在我的身上，有前卫时尚的元素，但淳朴的田园是我的底色。进而，我慢慢地发现，我所居住的城市东莞，其实也是个具有城乡结合地带气质的城市。

东莞是一个正在变成城市的城市；目前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一大批人，是努力从农民变成市民的人。一切都在进行中，一切都尚未定型，一切都处于多种可能性之中。每一类人群都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在本地土著人眼中的东莞，和写字楼白领眼中的东莞，都是一系列自我反射式符号的组合，它们都首先指涉其自身，再由此来命名城市。

当我们试图通过观察人群来洞察城市时，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人群？记得最初抵达东莞樟木头镇时，看到身穿工装手拿饭盒边走边吃的人群时，我的心怦然一动。我被这群人深深吸引。每一位来到东莞的人，来了就都想尽办法成就自己，重塑自己，用自己的创造力来改变这座城市，使自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东莞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舞台。

2012年，当我进入樟木头镇的电子厂打工后，惊诧地发现，在这个世界里，情感是不计算在内的。当大批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工厂后，他们按《劳动法》的规定拿到了工资。工资的计算已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两位数，但情感的损失却是统计报表忽略不计的。大批农民工长期无法和自己的老人孩子一起生活。即便寄去的金钱可维持这个家的基本运转，但因长年分离，人们内心的情感已异常干枯。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大地比比皆是；而这样的情感缺失，在几乎所有的人看来，都是应该的、必须的和必然的。

在表现工厂生活时，除了表现工人和用工单位的对抗这一主题外，还有一大片领域没有涉及。事实上，关注情感和关注发展不平衡一样重要。在创作《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工厂爱情》时，我尽量避免用二元对立的目光打量工厂，努力呈现出关于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在我看来，人类是富有情感的动物，情感在生活中十分重要。

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个论调：北方是“土”的文化，南方是“海”的文化。当我从新疆迁居广东后，对这个论调产生了强烈怀疑。因为我感觉我所出生并成长的西北，算不上“土”的文化，而更倾向于“沙”的文化，因为我的视线里很少出现黄土高原，而主要是沙漠戈壁。虽然我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既定论调的粗糙，然而每当我试图申辩时，总会结结巴巴，于是，我便选择了沉默。

然而，在创作“工厂三部曲”时，我又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每当写作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时，我发现我的目光底部总是沙漠而非黄土。工厂是中性的，它就伫立在那里。如果用黄土高原的农民思维来观察工厂，很容易将它看成是一个反面例证；而如果用绿洲牧民的思维来考察，则会看到更多的深意。也许关于写作的秘密，就在那一刻的醒悟：我发现自己的眼神总是溢出理论，总能看到更多；而这些更多，则是沙漠对我的馈赠。

关于西北“沙”文化的特征，并非我在新疆时发现的，而是我迁徙到南海边后，在日复一日的高温、暴雨和潮闷中逐渐廓清的。我发现自己其实拥有两双眼睛，面对一幅看起来很简单的图景，我总能显影出更复杂更详细的内容。

譬如，当我表示我不会跳舞时，对方总是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是新疆人吗？”我再次变得结结巴巴。另一个反面例证是当我到东莞细村市场买鱼时，询问摊主这是什么鱼，他说是小鱼。后来，有个本地朋友告诉我，东莞人称呼鱼的词汇太丰富，但绝大多数名称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所以卖鱼人就用“小鱼”来简而化之。我惊诧地发现，原来沉默是双方的。当我放弃了向对方解释时，对方同时亦放弃向我解释，而当这种沉默让多元化消失后，生活便会变得简单而粗糙。

如何书写岭南，如何书写岭南的劳动者，还得回到个体，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探寻。我发现自己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表面上，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内里已发生了改变，就像盐溶解于白水，我已和此前完全不同。在大幅度的地理移动，剧烈的文化冲撞中，我发现自己变得勇敢起来。当我试图走出困扰自己的外壳时，不再害怕受伤，因我已丧失了太多。而一旦我迈出原来的自我，我便看到了周围事物簇新的轮廓，也看到了簇新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