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舞台上摩天巨轮启动,如绞肉机般旋转时,茶馆内外的众生相在灯光的聚焦下,且歌且舞,限缩成蚁蝼般的群体,无论同情不同情王掌柜及周围的各色人等,在意不在意大茶馆的锅碗瓢盆,关注不关注疯狂的掠夺和肆意的压迫,时光的巨轮都将完成一次彻底的、反复的、充满血腥的碾压。在社会更迭与历史错动面前,草根们的生活乃至于生命的所有权,都处在无归属状态。一地卑微而又神圣的瓦砾,生成了对老舍先生《茶馆》的新诠释。
导演孟京辉这样表述:“当我们在精神层面上重新和老舍对话的时候,发现他并不是在写一个故事。《茶馆》其实是没有故事的,就像老舍自己说的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认证。大茶馆就像一个人,从旺盛到衰败。有一个颠扑不破的发展规律。所以王利发代表的不一定是那个时代,他代表更多的是作为人的自然生长,从年轻到年老。”(乌镇戏剧节专刊)
从老舍先生的人生遭际看,《茶馆》也切切实实写了个体生命的烦恼:一种“有花生仁,可没牙了”的烦恼;一种身不由己,生命无序,“人生长恨水长东”的烦恼。其实老裕泰的起伏兴衰都是正常的事情,可痴情的王掌柜一直以为是自己把生活搞糟了,他知道生活会不尽人意,但不理解为什么变得如此糟糕。为什么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二得子和小二得子这些魑魅魍魉总是在他周围喧嚣,不让他吃“窝窝头”过生活。同样较劲的还有常四爷和秦二爷,秦二爷那些不断创造又不断被收割的“逆产”,本质上等同于王掌柜的大茶馆;而常四爷总是念念不忘的“家国情怀”更说明了他们只知道江湖,不懂得社会,更不代表历史。他们作为个体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一个个值得同情的小聪明。
对《茶馆》的传统解读,都是以论证社会、批判社会为前提的,是与个体的生命历程相阻断的。孟京辉把对个体生命的体验注入其中,扩展了对《茶馆》的认知,使剧本中大量个体生命的信息释放出来,让我们感到老舍先生的《茶馆》本质具有的与整个世界版图和所有时代接轨的意义。
在《茶馆》演出宣传单上,多次提到布莱希特,但在看演出之后,让人想到的却是斯托帕德。这位英国剧作家1937年生于捷克,1939年为躲避纳粹到新加坡,后再到印度。其父亲死于日军之手,因其母再嫁而全家移居英国,17岁的斯托帕德就辍学去闯社会。他的人生的过往,始终在其作品中闪现。这种闪现不只是具体事件、具体感受的闪现,更是颠沛流离的节奏所造成的对于世界认知的闪现,是一种喜悦、哀伤、无奈、忘却迅速频繁交替之后,产生的对人类本质命运认知的闪现。
与老舍先生一样,斯托帕德用剧本表述当今世界的特色,将道德的、世俗的、历史的、美学的,一切“推崇与否定”放入荒诞的容器中。力图揭示“人与世”互动时产生的:滑稽与虚无、戏谑与严肃、传统的颠覆与再颠覆、历史被消解的快感以及产生在人生不快乐层面的诗意。
看孟京辉版《茶馆》有类似的感觉。“人与世”一切都是互相矛盾的从舞台上产生出来,如纸做的繁花缠绕在一起,虽然鲜艳,总感觉虚假。斯托帕德在剧本《罗森格兰茨与吉尔登斯吞之死》中的对人生有个比喻:在船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走动,但影响不了风和水流的方向,然而却是这些外力在推动着他们不可抗拒地往前走——“我们的自主行动是他们秩序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幻灭是:在船上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你在船上怎么兜圈子,无论船在海上怎么兜圈子,目的地只有一个:死亡。
王掌柜、常四爷、秦二爷乃至于父亲被砍了头却一心想办“脱拉斯”的小刘麻子,每个个体生来都有雄心壮志,在希望中绽放的雄心壮志。他们都是一个可能、一个承诺。尚未发生之事需要发生,必须发生,否则作为每个个体不会满足,不会心安,他会痛苦、受难般的痛苦。只有当你盛开绽放,感觉到自己的圆满——已经成为你生而为之的人,践行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一无所剩——在野心彻底消失时,极乐降临。而喧嚣之后则必然就是一片寂静。好参照还有李安的影片《比利连恩的中场休息》。
人们无法掌握自己人生,无法摆脱命运束缚的这种过程用荒诞的形式呈现出来。透过被命运捉弄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以及罗森格兰茨与吉尔登斯吞和比利·连恩,这些站在舞台上和胶片里不断被碾压的形象,使观众不断地发现了同样落魄悲催的自己。其实,对每个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而身不由己是多么麻烦的事啊。“世界无处不《茶馆》,人生几何王掌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