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冯铿研究的权威文献，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前哨》（标记出版日期为1931年4月25日，实际情况为7月中旬左右才刊印出版）刊出的“纪念战死者专号”，其中有冯铿传略、作品名目及遗著《红的日记》。但从后来发现的材料看，该权威材料有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关于冯铿履历及《红的日记》创作缘起、刊发、域外传播等方面值得梳理和探究。

冯铿本名冯岭梅

《前哨》称“冯铿，一名岭梅”。其实，冯铿（1907年11月15日—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本名冯岭梅，广东潮州人，作家。冯铿只是其众多笔名中的一个（其笔名有：岭梅、岭梅女士、绿萼、雷若、冯占春、冯铿等），她在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二期发表小说《乐园的幻灭》时，首次使用笔名“冯铿”。之所以冯铿（笔名）比冯岭梅（本名）更有名，可能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广为传播有关。

1929年5月，经杜国庠(林伯修)等人介绍，冯铿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卅”纪念示威游行。1930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陈立夫签署的15889号公函，并“特抄同原附名单函达”(冯铿、柔石、鲁迅等列名其中)。公函饬令取缔、查封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等组织，对进步团体“一律予以取缔”“缉拿其主谋分子，归案究办”。1931年1月17日冯铿等人被捕后，当局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冯铿等人犯有“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等罪名，（判）处死刑，并于2月7日夜或8日凌晨，将其秘密枪杀。

冯铿被杀后，左联认为她是“新进的稀少的妇女作家”，日本文艺界赞其为“中国最光辉、最有希望的女作家”，美国New Masses杂志称其为“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and hopeful young women writers that China has produced”（中国最有才气和前途的女作家之一）。

《红的日记》的创作

《前哨》将《红的日记》做为冯铿遗著来刊发，足见其重要。此作品创作缘起与作家马宁颇有渊源。

据马宁回忆：其与冯铿相识于1930年2月28日上午，此后二人时有往来。冯铿对马宁1929年10月从闽西邮寄到上海的通讯称共产党是“新的太阳”，很是好奇，称自己心里也“升起一个新太阳”。亦曾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女战士”。她要马宁讲苏区见闻，并鼓励和教导他写《苏维埃随笔》，而且冯铿坚持“也要写写”苏区的事情，因为她认为：“只有这种斗争题材，才是读者所爱好的。”

左联成立后，冯铿以在南强书局编辑部工作为掩护，担任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蒋光慈与钱杏邨合编）联络员，负责征集、接收递送稿件。1930年5月20日到24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冯铿因系“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工作人员，和柔石、胡也频一起出席大会。她与各地代表交谈、了解和熟悉各地政治斗争、社会风貌、人文地理，积累素材，开拓新的创作源泉。冯铿尽力沟通苏区代表跟上海左翼作家的联系，当她得知闽西苏区来的代表郭滴人（代表党）、陈品山（代表共青团）想去看望他们的乡亲、左联作家马宁时，冯铿就妥为安排，使他们得以相见，大家一起谈论苏区的生活与斗争。冯铿后来发表的一些日记体作品，多是那天他们讲的故事。冯铿本来准备写一部反映苏区生活的长篇，可能因为工作繁重，结果只写了《红的日记》。

《红的日记》是一篇日记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记述，通过参军一年零五个月的苏区红军女政工队员马英的六天日记，描写红军战斗、宣传以及群众动员工作。

冯铿出生在一个穷苦的教师家庭，这使她对下层人民有着较多的了解，特别是对妇女们的悲惨命运，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其作品就是杂取了包括冯铿自己在内的种种人，锻造出新的艺术形象，其形象从某一侧面反映出冯铿，但又不都是冯铿。冯铿本来非常喜欢小孩子，她虽然和爱人同居，但誓不生育，用各种方法避免怀孕，恐妨革命工作。或因如此，冯铿不无偏激地让马英对“只单会缝衣服这点技能”或是“总爱和异性扭揽”的妇女表示不满，她认为作为一名红的女子，就应该“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学者罗久蓉认为，冯铿以一个虚拟的小说人物马英，阐释性别解放依附于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原本只是一个小说情节，但冯铿却用身体/生命书写自己的传记，她的死亡为《红的日记》平添一股超现实的“真实”气息。

冯铿为小说主人公起名为“马英”，似取“马宁”之谐音。马宁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即用“马英”作为党内代号，以作纪念。

《红的日记》（又名《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的发表

《前哨》将《红的日记》作为“被难同志遗著”发表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此后的有关研究文章和专著，都以此为《红的日记》的首次发表。

实际情况是，《红的日记》早在1930年冯铿活着的时候就已发表。

1930年10月16日，北新书局出版《现代文学》第四期即刊发冯铿日记体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又名《红的日记》）。《现代文学》第四期出版后，立遭当局查禁。或为避免读者质询，北新书局很快又发行了这一期的一个新版本。慕亭兄帮忙找到了《现代文学》第四期这两个版本，即学者丁景唐所谓初印本和重印本：封面均相同，其差别在于目录、内页、以及编辑后记中的相关部分。

《现代文学》第四期（初印本）目录页显示“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冯铿（81）”，内页从81页到98页是冯铿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编者赵景深见过“原稿”后在《编辑后记》中推荐：“冯铿女士的创作在《拓荒者》上发表很多，她这一篇《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是属于‘从军日记’之类的，撇开思想方面不说，在艺术方面似乎是极其锤炼的。其中写月夜泅河夺城，能使我们深深的印入脑际。这篇实在值得我们特别介绍。”

《现代文学》第四期（重印本）目录页则为“法国文学家论美国……谢康（81）小泉八云童话三篇……徐调孚（85）”，内页从81页到84页：谢康的巴黎通信《法国文学家论美国》；从85页到97页：徐调孚译作《小泉八云童话三篇》（即《失檲妇》《蜘蛛精》《画猫孩》三篇）；第98页为徐霞村编《法国文学史》（北新书局出版文学史丛书之一）广告。赵景深《编辑后记》中对冯铿小说的推荐被删去，增加了对徐调孚及其作品介绍：“徐调孚是《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开明版）的编者，译有科罗狄的《木偶奇遇记》和安徒生的《母亲的故事》。”

另外，《现代文学》第六期刊布《现代文学总目》，即第一期到第六期所有文章目录，其中亦无冯铿《女同志马英的日记》任何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前哨》中《红的日记》错漏颇多，难懂或读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将其与《现代文学》之《女同志马英的日记》作互校，发现文字有异的地方达六十处以上，至於标点符号的不同之处更是数不可数。《现代文学》上的文字更忠实于冯铿原稿，这为重版《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底本。在现代出版史上，这样的事例绝非孤例，可称之为“现代期刊的版本学问题”，学者张伟对此问题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

尽管北新书局对《现代文学》第四期做了“手术”后的发行，但该杂志在发行到第六期后停刊，与《北新半月刊》合起来创刊《青年界》杂志。赵景深晚年回忆关于《现代文学》停刊原因称，“因刊登谢六逸译的片冈铁兵新兴小说理论（即谢六逸翻译日本片冈铁兵的《新兴小说的创作理论》——笔者注），被国民党禁止、停刊。”但丁景唐访问赵景深时，赵又言：《现代文学》因刊登藤森成吉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即适夷翻译藤森成吉的《高尔基访问记》——笔者注）而受到国民党警告，就自动停刊。综合看，《现代文学》停刊或与其发表日本方面革命文学内容有关。

《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又名《红的日记》）的域外传播

冯铿等人被杀后，与中国左联联系紧密的日本人士山上正义（即林守仁）和尾崎秀实(笔名白川次郎)编写过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小册子，即日本东京四六书院于1931年10月1日印刷、10月5日出版发行的“国際プロレタリヤ文学選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第3册《支那小説集·阿Q正傳》。据1931年10月19日《鲁迅日记》：“十九日 晴。尾崎君赠林译《阿Q正传》一本，即转赠文英”。可见鲁迅对这本小说集的态度。该书封面上印《支那小説集·阿Q正傳》黑体美术字，左下侧印有黑、白、红三色套印的带有版画风格的两个工人形象，其中一人左手持铁锤，高举右臂作指引状，另一人右手持棍作跟随响应之势，并标注“K.YO”，似为插画者签名，右下侧印有“35sen”，意指书籍定价“35钱”。书脊顶端用小字印“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下面是书名和“魯迅著·林守仁譯”字样。从封面看，这是一本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但翻阅全书内容，会发现这是为纪念冯铿、柔石等人而编印的一本经过周密安排、精心设计、共同筹划、富有深意的纪念集。

据夏衍回忆：这本《五烈士作品选集》后来经过考虑，为了便于在日本出版发行，决定这本书的封面只写鲁迅的《阿Q正传》，在《阿Q正传》后面加上五烈士的作品。

该书编译者尾崎秀实用“白川次郎”笔名写于1931年5月23日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中谈到：

这个短篇集的出版，原来的计划是由左联战士沈端先单独负责的，后来由于他实在太忙，因而我们也协助了他的工作，共同参加这一工作的有沈端先、林守仁、田泽清、水木两作、白川次郎等人。……所有的译文都曾经过沈端先的校阅。

最后，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由于我们苦心搜集的结果，我们得到了牺牲者之一——女作家冯铿所作《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的原稿，它的翻译主要是由田佐夫担任的。又，我们这一小小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诸君的莫大助力，特地在此表示感谢。

书中《冯铿小传》则提到：

这里介绍的《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是一篇以红军生活为题材的很有意义的作品，也许可以称为她的代表作。这篇作品原来发表于《现代文学》第四期，不久，北新书局暂时被封，这本杂志也被没收。我们经过苦心寻访，终于得到这篇作品的原稿。在原稿上，有着《跃动的生活》《断片》《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红的日记》等等不同的标题，显示了作者苦思的痕迹，但最后遗留下来的，则是《红的日记》四个字。不过我们还是采用了《女同志马英的日记》这个标题。

从以上信息可知：

其一，该书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与“左联”成员共同筹备执行而成。原计划由夏衍（沈端先）编选，因其工作太忙，“未单独负责”，但编选内容，经双方商议，后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及田佐夫等译成日文，最后由夏衍校阅。

其二，书内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和《冯铿小传》均提到《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日译参考冯铿原稿，且知原稿题目为《跃动的生活》《断片》《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红的日记》等，但冯铿“苦思”修改后决定题目为《红的日记》。至于日译依然采用《女同志马英的日记》这一标题，或有两个考虑：一是尊重冯铿原初发表意愿，即《现代文学》第四期上的题目；二则为了让日本读者易于理解。

东京四六書院发行《支那小説集·阿Q正传》收录《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应为冯铿作品首次域外传播。

文学史对《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又名《红的日记》）的评价

冯铿《女同志马英的日记》自发表后，其发表意义远大于作品内容。赵景深认为“在艺术方面似乎是极其锤炼的……实在值得我们特别介绍。”学者丁景唐则称小说“歌颂了革命，歌颂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者卜束提出小说是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最早描写工农红军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直接反映和热烈讴歌革命根据地红军战斗事迹和工农群众生活的作品。夏济安对该小说的看法则不同：“潦草邋遢，纯粹是日记的笔法，”“她（冯铿）的作品无论数量或品质都不足以使她与小说家胡也频和柔石或诗人殷夫相提并论。”耐人寻味地是，直到1986年广州花城出版社才出版了冯铿唯一著作集《重新起来》，其中收入《红的日记》。

附注：本文写作参考了学者马宁、夏济安、丁景唐、张伟等相关研究论文，以及杜丽秋《冯铿小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卫公《冯铿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彭耀春《冯铿创作论》（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罗久蓉《近代中国女性自传书写中的爱情、婚姻与政治》（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年第15期）、戈宝权《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谈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载《革命文物》1976年第1期）以及卜束《冯铿与〈红的日记〉》（载《瞭望》1990年第15期）等论文中相关史料的考证，因报刊体例所限，未及一一注明，特此说明。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