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烈士之死，距今已有80多年了。我因鲁迅而知晓了柔石，因丁玲而了解到胡也频，曾感叹殷夫作品的才情与意切以及冯铿文字中的战斗激情，对这些作家创作都深有感触。而对于李伟森，则习惯地视为革命政治家、译者、革命诗人。近一段时间，笔者读其目前仅见的两篇小说，发现在以往革命政治主张以及译作等认知的覆盖下，缺少了对其小说应有的关注。关于他的小说，目前的相关认识也较为简括，如谈“表现妇女的不幸”等等方面。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李伟森的小说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除夕》是李伟森以南平的笔名发表于1923年12月1日的《妇女杂志》第9卷第12号。小说中“她”，以他者的身份讲述着一个年轻妇女的悲剧，没有史诗风格，也没有传奇色彩，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一个旧社会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在我们面前，典型的形象被塑造、凝固，充满着控诉与申辩，悲惨、扼杀、礼教之囚、贞洁束缚等等一一呈现出来。令人悲叹的心路历程混合着一种难以呼吸的困厄感，揭示了主人公最终的归宿，小说写得真实而细腻。《姊姊的屈服》则是李伟森以卓如的笔名发表于1923年8月1日和9月1日的《妇女杂志》第9卷第8、9期。文本采用书信体的方式，以卓如即“我”与芸芳姊的11封书信往来为架构，勾勒出“桂姊”这样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从觉醒“自立”到屈服的悲剧性人生历程。
李伟森的这两篇小说，不仅刻画了旧中国妇女的生存困境，也是自我人生经历的写实。他还有意识地探索了以妇女为典型代表的劳苦大众的解放之路。1922年，李伟森还在《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报刊上相继发表译作《爱字的失却》《生》《范伽》和《寂寞的地位》，这些外国作品都反映劳苦大众悲惨的生活境遇，从而体现出译者本身对国内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共鸣。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李伟森的小说都借鉴和采用那时比较“潮”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观点，笔者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社会问题的一个切片——底层妇女生存困境的写实
“问题小说”是五四运动之后，文学领域渐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新方向。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开始倡导文学要“表现并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掀起了“问题小说”的热潮。鲁迅在谈到“问题小说”时，认为“是将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其主要的目的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周作人、茅盾也有相类似的观点。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问题小说”的形成原因谈到两点：一是五四思想解放的理性造就“思考的一代”；二是欧洲表现社会人生作品的影响。从互助社、共存社的尝试，李伟森和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地探索与“思考”社会诸问题的解决之道，妇女问题也是他重点关注的。
封建大家庭的女性，活着的一生也是挣扎的一生，为获得自己生存空间，面临着各种斗争。在压抑和抗争中，有的人性变得扭曲，释放出恶的一面，“后母”往往是其中最为熟知的代名词。这些，在《姊姊的屈服》中二姑母的身上也能够看到。另外，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其禁锢女性身心的畸形礼教观念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埋葬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保全名节”、“光宗耀祖”、“万人瞻仰”且最终获得“真正快乐”的地方。那些装裱成金色的各种形制的牌坊，是由一个个“活死人棺”堆砌而成的，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被断送，又有多少个妇女魂灵在苦怨和呼告！李伟森的小说以以小见大的方式，击穿了整个旧社会的积弊，直达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小说仅叙述了一个生活在敬节堂的妇女的故事，而这样的敬节堂在旧中国又何其多呢？
“底层妇女问题”是李伟森小说的一个切入面，在自叙传的色彩渲染下，有着深入现场的真实与朴素，展示了一幅旧社会妇女生存环境的切片，有着独特的深刻性，也渗透出作者自我的“思考”。社会问题的症结与突变交织在一起，困境与契机交织在一起，出路就像是一缕曙光，未来与现实之间的时空距离，带来了无数的困惑与思索。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消亡”。在这种难以呼吸的困境中，路又在何方呢？
妇女解放的“思考”——一条自立的道路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李伟森在《姊姊的屈服》的“芸芳附记”中，谈到“妇女解放”的“声浪很高调”，多为不明实际的纸上谈兵，效果并不好，并指出“负有运动责任的人应该深自惭愧的地方”。又谈到妇女（如桂英）的不幸以及妇女的多半只有“自杀”和“屈服”这两条路可走，除了少数有“大魄力”的，才能冲出重围。他还进一步提到面对不幸的姐妹“应该如何拯救呢？”小说用书信体方式抽丝剥茧地展示了旧社会妇女觉醒与抗争和作为影子作者的“我”所坚信的出路。
（一）旧社会妇女的觉醒
识字读书使妇女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成为可能，也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她们在思想上的改变。
在《除夕》中，“她”的手里拿着的书是《镜花缘》，这是一本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小说。胡适曾经考证此书并发表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镜花缘〉》一文。他认为，《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关注的是被人忽略了几千年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书中有关女儿国的描述，“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在小说中“她”说“知识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可以增加快乐人的快乐，也可以增加忧愁人的忧愁。”，在面对哭诉“现在命本都去了呵！”的丈夫，说下“爱人，有人有世界。钱财去了有来的哩！”的豪言。当得知要被送往敬节堂，她说“现在只有这唯一的路是我走的，我还有什么话说！”。以上种种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逐渐觉醒的女性形象，她在封建家庭中的“孤独”以及敬节堂的“寂寞”，实际是对旧生活的厌弃，是生命主体觉醒的表征，是对旧社会禁锢、愚化女性传统的批判。在那个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的黑暗时代，最终，“她”苦于找不到出路，只能接受那“唯一的路”。
在《姊姊的屈服》中两处写到了桂姊看的书：
可怜，桂姊只我们在私塾的时候读了半年书，你或者还记得那时的情景。这几年来，她简直没有拿书本；偶尔看看的，也不过是《秦雪梅吊孝》，《孟姜女寻夫》……几种唱本罢了。
后面又提到：
……，我到她房中，她正在窗下看一本《再生缘》……
关于《秦雪梅吊孝》和《孟姜女寻夫》的唱本。前者主要是反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颂扬男女真挚情感的。后者是女性不畏权贵，冲破阻挠，勇敢追求幸福的，也传达出对女性坚毅、执著品格的赞美。《再生缘》则讲述了一个逃避包办婚礼，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女性的故事。小说中桂姊所看的三本书都表现了女性的反抗与追求，很明确地传达了李伟森关于妇女解放的创作动机。桂英在自己家是“不安于家”的，在婆家也是不安的状态，面对婚姻的苦楚，喊出了“这种日子不能过了！”的呼告。她在看书写字中得到快乐的表述，也是作者为女性启蒙与觉醒 “病症”开出的“药方”。
我没有想得我今生还能拿笔写信的。我现在能够拿笔写信，妹妹，你想我高兴不高兴呵！
……
妹妹，我现在也不象以前那样作（着）急了。我现在每天除了弄饭洗衣服以外，就做鞋子，看你给我的信书和杂志，写一张大字，一百个小字。我着（觉）得很快活。
从私塾的半年读书到后来的看书写字、写信的过程，为桂英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知识充实了桂英的生活，也给了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也就有了她独立自主的主观诉求。通过女主人公的生活历程，我们看到了读书写字是旧社会妇女启蒙的基础，是帮助她们认识自我的钥匙。
（二）自立是妇女解放的一条出路
小说《姊姊的屈服》先于《除夕》发表，但妇女的反抗和关于旧社会妇女问题的见解在前者体现的更为充分。尽管，桂英在最后回归了，成为一个“克尽妇道的媳妇”和“养育提携的母亲”，成为一个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妇女典型，但其个体的自立意识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是妇女的个性解放。一个旧社会的弱女子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中，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桂英以死捍卫自我的独立个性，尽管有些任性，但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自从我们那位胡嫂来我家以后，桂姊与她不和，常有吵闹的事。我母因嫂老实，便总是压住桂姊。桂姊的性情，你是知道的，能够容忍下去么？有一次本来胡嫂理屈，我母故抑桂姊；晚间桂姊竟悄悄地叫荷弟买了一包红矾，谋自尽，被刘妈察觉了……
胡嫂是母亲喜欢的老实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顺民，是被抽走思想的好奴仆，是封建男权社会中底层妇女的典型代表。胡嫂的老实人做派与开始关注自我、想要张扬个性的桂英是对立的。桂英与胡嫂的不和，实际是桂英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抗，反抗是激烈的，但终因“不安于家”而被匆匆地嫁出去，也为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其次是妇女自立思想。“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和点评人，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是桂英思想上的指引者。尽管桂英屈服了，但一定会有更多的妇女受到启迪而走向自立，走向解放。
我说：“我们女子所以受男子压迫，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能谋生活；倘使我们自己有一种手艺，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那我们便可以不受男子的压迫，可以自由行动，要怎样就怎样了。”
桂英很相信“我”说的话，还建言祖母为家“早点打算”。后来，她不顾祖母的禁止，暗地里学习缝袜子的手艺，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谋生活“以免将来挨饿”。她还强调“我现在只管我自己，好到了要紧的时候，不至于饿饭”。这些都反映了桂英独立自主的生活愿望和自立意识的增强。
桂英还控诉了封建包办婚姻所带来的不幸，认为“倘使这样叫做夫妻，我便奉劝世间上的人都不要嫁人了！”。“我”则充分发表了对于这种婚姻的看法：
我只说：“到了这种地步，当然只有顾自己的了。依着旧道理说，丈夫应该养活妻子的；若是丈夫不能养活妻子，则妻子自己顾自己，不去麻烦男子，便是极合道理的了，未必还要妻子养活丈夫么” ……
桂英在表达对婚姻不满的同时，闪烁出自主选择婚姻生活的思想火花，“我”所谈到的女性自立的话语，也许成为了她后来“私奔”的潜在动因。尽管“私奔”事件是盲目的、被设计的，是桂英的一个糟糕而失败的尝试，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她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主观意志。
总的来说，李伟森的小说以其亲身经历为蓝本，深刻地呈现了旧社会妇女所面临的多重生存困境。《除夕》通过倒叙的方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敬节堂的妇女在“人间地狱”中悲惨的生活图景，深刻揭露了旧社会礼教“吃人”的本质。《姊姊的屈服》通过两位女性的书信交流，叙述了一个觉醒自立的妇女，如何在封建势力压迫下走向屈服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李伟森的真正意图在于鼓励广大妇女的“自立”，使她们能够有“大魄力”冲出重围，从而走上一条有别于“自杀”和“屈服”的新路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