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语境下被频繁提起的“工匠精神”时常散发出非同凡响的魅力。它代表着专注、严谨、对细节的执著和对经典的传承。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舞台上，在一部戏剧作品中，把这种高度抽象的精神注入到具体的表演实践之中，并且准确传递给剧场内的观众，进而产生共鸣？这对戏剧创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令人惊喜的是，作为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开幕大戏的话剧《大国工匠》（编剧林蔚然、导演吴晓江）在一系列同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它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韧劲十足又不失温度的“工匠精神”。

这部由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推出的全新作品把目光对准了包头的兵工行业，将三代兵工人对国家赤诚的热爱以及九死不悔的奉献精神通过高度纯熟的艺术手法还原于舞台之上，凝练而动人。可以说《大国工匠》是一部舞台上的大制作，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充分延展了舞台的边界，但它又不单单只是制造了宏大的场面，它克服了以往大制作面面俱到的野心，专注于工匠精神的传承意义，结合三代兵工人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完整再现了三代人既相似又不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世界。

阅兵是一次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呈现，也是兵工人最为激动和骄傲的时刻。该剧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大阅兵为线索，结构工整地串起了三代兵工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同时彰显了他们共同秉承的“工匠精神”。以郑浩天、陈之培为代表的第一代人讲奉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不管是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郑浩天还是土生土长的焊工陈之培，他们的理想是一样的，为了新中国的强盛崛起，奉献生命也在所不惜。剧中郑浩天的研究出了成果，他竟然激动地跑到好朋友的婚礼上宣布。这样的情节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当时人们单纯执著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以陈启生、李泉兴为代表的第二代人讲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大量掌握先进知识技术的人冲上兵工行业的前线，而他们做到了。个体的前途、优厚的待遇，这些全都比不上国家发展的使命召唤，陈启生、余香凝毅然放弃北京的工作机会回到包头，就是要挑起承上启下的重担，他们是被时代选中的人。以王西、彭海洋为代表的第三代人讲创新。进入新世纪，开放的中国与世界接轨，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承担起解放兵工行业生产力的责任。研发高新技术，驾驭资本力量，这些在前两代人身上难以想象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统统落到他们肩上，而他们依然一往无前。

一部舞台作品如果仅仅是讴歌和颂扬，难免再次陷入主旋律的创作定式，徒然生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陌生感。然而，《大国工匠》的主创另辟蹊径，从人情味入手，让亲情、友情、爱情巧妙穿插游走于戏剧主线之中，既不稀释主题，又避免了人物的脸谱化，成功地为观众呈现出一种带着温度的“工匠精神”。即便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牺牲冲动，但工匠们仍然是人不是神，他们的人生和我们一样，有取有舍。钟爱美食的郑浩天舍小家而取事业，怀揣气恼的洪莲舍自我而取大局，体弱多病的香凝舍安逸而取兵工，性情顽劣的王西舍个性而取责任，有弱点、有局限的他们作出这些选择时也曾经历了犹豫，但正是这些犹豫在无形之中增添了整部作品的艺术张力，也让大国工匠的故事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

除了突出主旨时的匠心独运，该剧在艺术呈现上也显示出了较为成熟的技巧，恰到好处地实现了用工匠精神谱写工匠精神的结构互文。从1959年阅兵前夕到2015年阅兵时止，将近60年的时间跨度，三代人的成长历练，如此之大的内容体量在表现时如何做到叙述的完整和情绪的聚拢，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该剧从晚年郑浩天的视角出发，从头梳理了一个个普通兵工人的成长和奋斗经历。他时而扮演一个满怀激情的讲述者，时而穿越回忆与年轻时的自己相遇共勉。从他的讲述中我们知道，郑浩天终其一生未能亲临阅兵现场，但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默默奉献的兵工人又无时无刻不是在场者。他与他们的一次次重逢和告别，是郑浩天作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记忆，也是对一代代大国工匠光辉人生的祭奠与追思。在如诗一般的舞美效果营造的氛围烘托下，台上的人物与台下的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场见微知著的情感共振。

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第一枝。《大国工匠》不仅深刻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历史及现实意义，也勾起了一代人对于过往的记忆。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纷纷表示，在舞台之上，他们仿佛看到了过往的自己和逝去的友人。在那个热血的年代里，国家民族的召唤重于泰山，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的他们是不是各自领域里的大国工匠？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至此，可以说话剧《大国工匠》为首都演出市场带来了一股积极、淳朴，而且有温度的正能量。它不仅填补了记录反映兵工行业奋斗拼搏的内容空缺，而且实现了舞台现实主义美学意义之下，大格局、大气魄、大情怀的有机统一。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体现了工匠精神的传承价值，并且发出了关于在新时代建设里亟需回归工匠精神的呐喊。

置身历史，关注当下——这是一部艺术作品十分宝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