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历史书写”变得既简单又异常艰难。所谓简单，是因为宏大叙事已经解体，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娱乐化的历史书写大行其道。近些年的热门小说和电视剧所走的“戏说”路数，将历史前景的风云化作了后宫的风月。在这种语境下，用“正史”的方法写历史小说反而变得艰难了。如何在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之间保持平衡？如何使用新的历史观念来塑造历史人物和重绘历史事件？这些都是对历史小说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穆陶是一个对历史书写念兹在兹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由写明末清初社会嬗变的《红颜怨》开始，以及后来的《林则徐》《落日》《屈原》，始终在历史小说写作的田野中笔耕不辍，用当代人的视角去重述历史和还原历史，体现了一种历史现实主义的文学追求，受到了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他的长篇新作《戊戌变法》，历时8年完成，将目光转向了晚清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描摹那场探索中国出路的社会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历史书写首先考验的是“史观”，即以何种立场和态度去评价和阐释既往的历史。小说家固然不是历史学者，但亦庶几近之。关于戊戌变法的意义，早先的历史学界多半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改良主义革命，既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又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而晚近的历史学界已经对戊戌变法的若干问题有了新的判断和评价，例如将其视为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整的改革运动。在小说《戊戌变法》中，穆陶与晚近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看法颇为相似。他认为，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有着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它的“文化启蒙”意义而仅仅看到戊戌变法改良的一面。
史观中可以见出作者的思想，创作中可以见出小说家的想象力。正是基于对戊戌变法的重新认识，穆陶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戊戌变法人物群像。在《戊戌变法》中，无论是维新派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封建顽固派的慈禧太后等等，都写得有血有肉、饱满鲜活。穆陶用想象力唤回了历史的现场，把本来看起来抽象的历史变得日常化、细节化。在人物塑造方面，他拒绝符号化和脸谱化的写作，而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情景和状态中，从而为历史人物赋予了真实的人性和存在感。小说中，最出彩的毫无疑问是维新志士们，在谭嗣同、康有为、陈宝箴、徐致靖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民族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中，既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士人担当。这种勇往直前、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
《戊戌变法》写的是英雄气质，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小说家的“文势”。历史总是复杂丰富并且迷雾重重的。“正史”写作的难度在于：不仅需要在各种历史素材和历史事件中穿针引线，把零碎的、多样的材料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还需要有一以贯之的“文势”，使整部小说自然流畅。《戊戌变法》格局庞大且人物众多，阅读起来却很少有磕绊之感，反而十分顺畅。这无疑得益于穆陶对材料的烂熟于心。正因为对历史的熟谙，他才能驱使文字如军队，挥洒自如，而又整饬严谨，如布战阵。
但是，阅读上的顺畅并不意味着叙事的简单。《戊戌变法》书写风云突变的晚清形势，各种人物轮番出场，各个派系的龙争虎斗，着实让人看得心惊胆战。穆陶的书写，在热闹喧哗的场景中，贯穿着一种历史的慨叹和忧伤，一种后设冷眼下的苍凉之感。《戊戌变法》的“楔子”写道：1926年凉风渐起的深秋京华，70岁的康有为在菜市口泣不成语、号啕失声。随后，他留宿28年前住过的南海会馆“七树堂”。是夜，30多年前的火灾在康有为的脑海中冥冥入梦。随后的第一章，就将时间拉回到1888年的年轻的康有为那里，彼时的他正计划着要给皇帝上书，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对政治进行改革。倒叙和回忆的使用，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有了厚重的悲剧感。在时间线索的延展中，菜市口上老年康有为的吟诵仿佛有了一种宿命的况味：“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
是的，入梦和出梦，世事都如黄粱一梦。在“其后”的历史里，于后人看来，哪段历史不是一场春秋大梦呢？恰如评论者傅彩霞在《爱国主义的历史画卷》一文中所提及的，“在《戊戌变法》里，作者数次运用梦境诠释潜意识，起到了现实与虚幻的巧妙衔接。”穆陶用现实与梦境的无缝衔接去书写历史，在厚重的历史与人物的心理之间建起了桥梁，透过人物的梦将私人的经验和公共的历史连结起来。于是，看起来很“重”的历史突然变得“轻”了起来。而这，正是穆陶历史书写的“美学”所在：一方面是厚重的、史诗的、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却是轻盈的、细节的、象征主义的。穆陶用想象力重构历史材料的欲盖弥彰和语焉不详之处，将文学性与历史性有机缝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现实主义的书写文体。
具体说来，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穆陶有着自己的写作策略和文学探求，那就是“拟古”与“创新”的结合。他将传统的小说和历史书写的形式进行了现代转化。《戊戌变法》是当代小说，在楔子和尾声之外共有56章，采用的却是章回体，可谓古意盎然。在每章结尾处附上“镜史氏曰”的评论，既有追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传统的意味，又借重夫子自道对出场人物和写作手法进行点评，颇有自我暴露和自我解构的后设嫌疑。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穆陶在艺术手法上的“拟古”，也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现实主义历史书写风格。从穆陶的史诗化追求和文本细部的描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贯穿到历史写作中去的，采取的是“正面强攻”的正史写作策略，这就与写作市场上常见的娱乐化的戏说历史甚至架空历史的写作形式区别了开来。
恰如《戊戌变法》的“题词”所言，“败贼成王，千秋功罪，尽付古今月旦评”。俱往矣，离戊戌变法的历史事件已经有120年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穆陶的长篇小说《戊戌变法》用正史的写法、用小说家的想象力带读者重回了历史现场，重温了那段波谲云诡的晚清岁月。穆陶是带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去进行历史书写的。在他的笔下，历史中的英雄和伟人的身影没有远去，他们为国家强盛而奋斗的拳拳之心，对“现代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依然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