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有支撑的深层次心理因素。比如饿了脑子会想到各种美食、贫穷的人常常想象巨大的财富和珠宝以及富有以后的生活、失恋的人会想到热恋中的甜蜜，等等，每一种行为，都有发源点。发源点再往深挖掘一段，或者一点，无非是某种创痛。就像饿的背后是头昏脑涨、体温下降、无力，贫穷的背后是寒冷饥饿和得不到尊重，失恋的背后是孤独和痛苦，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有趋利避害，使自己的肌体更加强壮、见识更加开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将人类进步归为两条:寿命的延长和足迹的扩大——极符合这种规律。

我写作的初衷，源于痛苦——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原由和目的一无所知、一无所感的痛苦。简单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世上一回，不知道我应该干点什么才算有意义，不知道生命终结意味着一切清空还是新的开始，我的见识、悟性，哲学和宗教素养都不足以支撑我想清楚这样的命题，也许，穷其一生的智力与情感，都无法明白和感受。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生命归结为是一种过程，不得不。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要干点什么，哪怕是朝着寻求答案的路再往前走半步（方向不知道正确与否），也算是一种安慰。2000年前后，这种痛苦几乎达到了顶点，我很想将此表达出来，但限于自己的语言能力、逻辑问题、思想的深刻度等问题，我几乎无法表达。我望着无尽的荒原（当时我在黄河口保护区工作）和无尽的长夜无所适从，我常常坐在靠办公室窗口的位置，看着院子里走来走去的领导同事，看着院前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行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混浊和荒谬。一切煞有其事的行为和话语，在我看来都荒唐可笑，脱离了原意。人间变成了一场游戏（也许真相如此）。

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带给我的是一切宏观的、庞大的、严肃性的消解（到现在也是），我变着焦距，看着坐在台上某张一本正经的面孔念的那些词语那么空洞无力，看着一场又一场带着明确主题的热闹的聚散（有时候是会议，有时候是别的），看着一张又一张对人们发出效力的写满或并没有写满的文字的纸，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莫名其妙。但这种情愫，我还是无法表达。生命和生活，在我成为一种没法解释却逼迫着人不断前进、后退或者原地转圈的东西。

我想消解痛苦，我找人交流，读书，想探究一下别人是不是也与我一样在为类似的事物焦虑，但我没有找到共鸣，我的痛苦与困惑无处可诉。我尝试着用文字的方式探讨和记录这种生命状态。于是有了第一篇小说《花姐》。

现在想来，这篇小说哪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呢。实在是我探究人、探究生命的必然开端。这个载有生命、极具审美意义的“花姐”是我当时混浊的头脑中关于美、关于自由、关于生死的开端。还因为这个人物，是我祖母的姐姐，在祖母对我的讲述时，一定是早就在我心里播下了美、恐惧、神秘和宿命感的种子。这颗种子躺在我心底，静静地等待我省思的阳光雨露，并在我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对着世界无所适从的人时发出了一支小芽儿。所以，我现在更加相信，没有哪一件事、哪一个人是你生命中偶然出现的。所有的事物，都带着“必然性”的因子。

死亡是最“必然性”的事，也是一个人最近最可能面对的痛苦，这种根植于生命、事物深处的密码。这种密码会在某一天，在某一个人的心底觉醒，带动着它的寄主迷茫、痛苦、无人可诉。带动着它的寄主趴在蒙昧的深渊里，仰望智慧之天空。在我，找到了写作这种试图仰望的形式。

我也相信，从这个角度讲，像古希腊人对时间的评价一样，是个不断没落的过程。文字从混乱到清晰，主题从松散到凝聚，故事从简单到曲折甚至离奇，看似一个写作者，从“自发”进入了“自觉”的状态。实则，是从最初最浑圆最淳朴最纯净的圆点开始衰落了，后来做的所有努力，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对着这个圆点的悠长缠绵的挽歌。这也是写作本身的一种创痛。

现在回看，从第一篇小说开始，我所有的写作冲动，都来源于某个痛苦的点，比如我的泥河系列的中篇，有关女性的部分，都有探求理想、自由、爱情的成分，并且时间，都在80年代，那个时代对我来说因太过遥远而模糊，我是在比我年长不太多的姑姑们叔叔们，年长多一些的哥哥姐姐们身上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喇叭裤，白塑料高跟凉鞋，卷卷头，自由恋爱，摩托车，最朗声的大笑和最红润的脸庞，坐在摩托车后座上被风高高扬起的长发，太多美好深刻的回忆——消失了——这种死亡比实体的死亡让我更加痛惜和追忆；有关少年的部分，也是在80年代，群架，复仇，最初的爱情之花，对正义和美丽的守护，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也从那个火热的年代之炉里结晶，在我追望的深情里熠熠生辉。所以，我先于我自己老了，我几乎是替我的叔叔姑姑们姐姐哥哥们，记录下他们的青春，张扬而美丽——而这一切，过去已经很久了，回头时，只看到那个长满了荒草的坟墓。

而泪水，是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