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女作家或是“70后”女作家整体中，杨袭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写作多年，杨袭不仅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上百万字，而且有了自己稳定的风格。她的文字有着独特的韧性和辨识度，无论是对于女性命运的探察与剖析，还是对于生死的追问与思考，无论关乎历史，还是现实，她的写作大体上都有着凛冽而鲜明的立场。爱恨的缠绕，时代的焦虑，错位的命运，吊诡的历史，在她笔下反复焚烧，她冷眼看着那些灰烬飞扬，既不会黯然神伤，也不会顾影自怜。她的写作是孤独的，拒绝合唱，拒绝空洞的表演，面对荆棘丛生的尘世，她既有内敛的思想锋芒，同时又渴望以内心纯粹的爱触及那些被荆棘伤害的痛楚。杨袭，始终走在自己选定的路上，不断挑战自己的文学表达极限，也在不经意之间持续挑战大众的审美习惯。
我对杨袭的关注很早，长久以来，她在自己选定的文学土壤上，生长出特立独行的审美个性，是不是日益枝繁叶茂。10年来，在黄河边上，在那个比黄河口镇更偏远、更荒凉的大汶流小站，在漫天芦荻飞花中，她记录自己眼中的生老病死，也记录自己思想的起伏跌宕。偶尔我们会从她的文字里读出焦虑，更多的是她气定神闲笃定不移的写作姿态。她沿着自己的节奏，不受干扰地写下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中短篇小说。泥河镇，也因为她的写作，成为新的当代文学地标。作为时代生活的缩影，泥河不仅仅是正面的社会变迁史；还是切入时代内核的横断面呈现；当然，杨袭试图完成的，还有反向行走。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一方面她在跟着时代向前去，这个时代所具有的进步性和超越性，她都看在眼里；另一方面，她会经常停下来，站在时代侧后方，审视自己置身的世界，时间就像她身边的黄河哗哗流淌，泥沙俱下；而她不仅在黄河入海口长久地眺望，还会逆着时间的轨迹，不断地回头去看，去看我们的来时路径和那些遗失的过往记忆。
理性的小说家
这些年，读了太多“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气息上与杨袭相近的是艾玛和孔亚雷。虽然亚雷和艾玛交流更多，而艾玛和杨袭并不是同一类型作家，涔水镇和泥河镇作为南北方小镇的代表，也是有着各自不同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的生活场域。那么，一个写作者，他的个人气息，那种最突出的辨识度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个作家自己的精神气质形成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影响或者左右了这种独特气息的呈现呢？亚雷的小说比较小众，他大部分时间做翻译，小说受到西方作家影响比较明显。杨袭不做翻译，她只是喜欢阅读西方小说，这种喜欢里包含着帕慕克、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也包含着属于她个人阅读偏好的一大批作家。尽管在评价杨袭小说创作时，经常会有人提及卡夫卡、萨特，认为她的小说有着存在主义太深刻的影响，我们其实并不会觉得她是被笼罩或者被改写过的。
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感性是表象的沉浸，理性才是内在的支撑。一个小说家无法完全凭借感性完成创作，感性与理性的均衡，或者彼此制衡，是小说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和饱满的文学性的基础。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理性在日常生活叙事里慢慢消磨，并没有磨砺成敏锐的感性，而是麻木的混沌，所以当一个写作者保持尖锐的理性，以及敏锐的感性，我们总会从他的写作中发现小惊喜。杨袭常常说，生活中好多事物表现的形式和蕴含的意义，我们很难分清哪一个更重要，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杨袭以一条河，一个小镇，一座高塔，一群生老病死的普通人，慢慢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世界，在那些充满隐喻的细枝末节里，我们读到了杨袭生命和思考的重量。杨袭始终站在真诚面对生活、真诚表达自我的立场上，即使文坛各种浪潮汹涌，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她对人世和生命，始终有审慎而冷静的观察，并且一直在寻求答案。写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脱，即使杨袭给了我们那么多叙事的迷宫，我们仍旧能够从她的思想根基里，找到阿里阿德涅线团的那根线头。深渊、寒冷、隔绝，都是我们面对的生命考验，惟一的光亮和温暖只有爱。杨袭没有那么浪漫主义，这个底色的爱，对她来说，首先是理性的，她更看重的是爱的真相和本质。
历史、生活和人性，最真实那一面，即使荒谬，残忍，令人心惊，杨袭还是愿意尽量去触及并呈现出来。《八三年》中的两个少年，《纸雕楼》中的一段旧恨，是历史和命运的诡异，也是现实与时代的投影。《纸雕楼》比起一般的历史小说，有着特别奇怪的反光。60年前的生离死别，葱菀儿与孙怀诚的约定，嫁祸土匪，嫁入吕家，都像是导演好了的人生剧目。吕长安无辜地背负了这一切，满怀仇恨病痛折磨的一生，惟有复仇是活下去的支点。直到死亡，他都无法了解自己的真实出身，这一生的噩梦都是虚构，而痛苦却那么真实，每个夜晚触及伤口心里都会鲜血淋漓。这一切较之父母的悲剧，更加荒诞而惨痛。从最残忍的离别，到最无奈的现实，土匪与英雄，全部的属性都来自于历史的标记，这种自然身份的社会化、历史化过程，有着令个体恐惧的力量。就像那个纸雕楼，无非是一种祭奠，被疾驶而过的车碾成纸饼。历史就是这样，滚滚洪流之中，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往往也不存在所谓历史真相，真相不过是一座纸雕楼。红毛月亮、野地、阡陌、芦苇荡、树林，并不是浪漫抒情的对应物，而是历史的见证者。历史深处堆积着那么多可燃物，对于现实来说，身为盗火者，无疑是一种冒险。从这一点来看，杨袭不仅是一个智者，更是一个勇者。
冷色调的隐喻
杨袭的探索和努力，本身就是冒险。她认为写小说是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也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些事物的出现，改变了自我认知和认知世界的方式。这种重新打开世界的过程，给出了很多新的可能。于杨袭而言，这还是一种艰难的成长。她经历的那些沉寂荒芜的时光，一成不变的生活，在虚构中看起来更像是整整齐齐的谎言。当她决定以小说的方式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她选择了非现实主义的道路。
周其伦在评价杨袭小说《死亡波尔卡1995》时提到：“杨袭的小说大都色调比较冷，常常是无情地撕开事件表面的面纱，直接渗透到叙事的内层肌理，赤裸裸地展示出生活幽微中的寒凉，令人刮目相看。”这个评价比较准确。人类面对日常困境，也面对终极困境。自由是有限度的，人生世界也不是无限的。文学和写作只是人类试图突破有限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无论从表意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这种突破本身都是有边界的。世界充满残缺疏忽和漏洞百出，而所有焦虑困扰与绝望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无从逃避的困境。这是杨袭小说的精神起点。她有自己的尺度和规则，在她带我们穿越田野、月光、恩怨、生死的轨迹里，有忧伤和愤怒，有绝望和暴力，更多的是反思和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杨袭是游荡于历史、现实与人性之间的启蒙者。从最具象的日常性中抽离出来，以巨大的象征物作为精神生活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呈现出对抗本身的力量。杨袭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在书写的过程中，可以让人生获得强烈的意义。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生命和思想的轨迹，是因为隐喻赋予了表意更多的可能性，并且最大限度接近她想要说出的那一切。她的写作是孤独的，作为目睹人性裂变的观察者，她被上帝拣选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历经反复的寻找与重构，我们看得到她对庸常生活的抗拒，当然也看得到她满怀慈悲的融入。
《八三年》中有着复杂的历史感和命运感。1983年盛夏，李广州在面粉厂被捕，1997年秋天无罪释放回乡。小说看起来写的是大时代对个体命运的改变，这种案例其实数不胜数。不幸的人不只是李广州一个，杨袭在小说中记录了李广州大半生的心路历程，从懵懂的少年，到杀人犯，到狱中慢慢找回自我，出狱后在书店里安静地打发时光，自尊而神秘。家庭，社会，都是一个缩影，两个少年，两个少女的命运，就这样在八月之光里被改变了。而在这之前，那个瘸腿的照相师，肥胖的老狱警，他们的命运早就被时代改写了。从《去往G城的大巴》《泥河调》《高塔》到《女人河》《八三年》《纸碉楼》《死亡波尔卡1995》，这些小说都被杨袭赋予了隐喻的美感和巨大力量。杨袭始终认为：美就是给人类希望。我们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抵御虚无的侵袭，反抗黑夜的沦陷，即使无法全部获得拯救，至少不甘于始终被囚禁。写作者的呼喊声撞到时代的高墙上，有一些分裂成为妥协和遗忘，有一些注定会被镌刻在墙体之上，给身处绝境中的人以希望。
虚构之美
杨袭说，小说的本质应是思想，是要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它的终极审美与最高追求则是真理，是追求真善美的东西。最后的终极审美与最高追求应是对生命的探讨，是人生的意义，是对生与死的追问与思考。她在《八三年》中反复写到青春：“青春期是种宗教，有极其神秘的仪式。我们俩的仪式就是冥冥中的那次槐树下的相遇，并且，我还对张江苏说，我就要死了。青春期是火热而蓬勃的，却注定与死亡和腐朽一样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但青春和后两者不同，它是生命中巨大的转折和升华。”命运并没有给这几个年轻人的青春岁月以火热蓬勃的生长，对于李广州来说，青春在一个时代的错误中被毁灭了。“一种至美的东西，在你面前碎裂，你会感觉你的世界坍塌了，整个宇宙的重量都压在你身上，要么，你就低下头，让它无情地把你压扁，要么，就挺起胸膛，将一腔热血挥洒出去，没有别的选择。”当然，也有美好。少女的词汇中有云朵，有清风，有糖果，有连衣裙，有橡皮筋……有花有草有蝴蝶，有月光命运带给我们的藏在人世各个角落的哀伤、无奈、恐慌、虚弱、绝望、感动、欣然、温暖、希望……
宗利华在论及杨袭小说《高塔》时写到：“杨袭的创作版图上已经有了一个大构想。目前这个版图或许仅露出冰山一角，然而，却已显示出不俗的冲击力。杨袭以她独有的细密、鲜活、沉稳的叙事语言，耐心勾勒出许多年前黄河入海口盐碱滩小镇上的人以及事。几年前，杨袭的叙事语言就给我极强的陌生感。而当你读到一种陌生感时，会伴随着阅读的惊喜。”好多年前，我同样评介过杨袭的《高塔》：还是泥河镇的故事。X先生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之一。小说把小索镇和吕西安的人生经历缠绕在一起，以这两个人的目光审视泥河镇，这个他们生命里永远摆脱不掉的故乡。小索镇少年时代爱上了谷米的女儿梅，因为这份爱情，他一直生活在世界之外，他成了一个诗人，诗歌让他在想象的爱情里安放自己流离而破碎的心。吕西安的爱情同样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他爱着的那个人只是另外一个人的替身，因为愤怒，也因为绝望，他最终杀死了那个女孩，踏上了流亡和隐匿的道路。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活着，死亡，暴力和爱情的思索。吕西安，天使与魔鬼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X先生，艺术的超越和世俗的沉溺分裂着他的心灵。那种污泥浊水的大背景，是现实人生，而爱情是一种自我拯救的力量，一种精神救赎的渴望，可惜，在高塔顶端，没有飞翔的翅膀，人生还是囚禁的姿态，不自由，颓败，灰暗，而且不断毁掉的趋势。在泥河，谁和谁都是重叠的，浑黄的水养不出别种样子的人，每个人都像吕西安，瘸一条腿，只有在冥想中，才能看到健全的自己。虚无、宿命、恐惧、焦虑、悲观、自我怀疑、寻找、追问，诗歌和爱情是飞翔的翅膀，却找不到自己的天空。
阅读《八三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张江苏在信中说：“各色光影里的沈梅双对我们微笑，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最喜欢那张五寸的黑白照，沈梅双穿一件露肩的小碎花布裙坐在南湾的水边，脚下是初绽的白莲。”杨袭终究是在人性和时代最阴暗的地方，留下了一缕光亮。
时代浪潮汹涌，无数文字随着泡沫被推到岸边，又被大浪席卷着埋进深海。留在岸上的，有一些和垃圾堆放在一起，有一些被人拾起仔细珍藏起来，对于这个文学作品泛滥的年代，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难逃的宿命。杨袭自己说：“或许写到最后我依旧探讨不出任何结果，但我仍要继续写下去，继续探讨下去。”我相信，正因为她这种固执和坚定，她曾经或者此后带给我们的，都将是独一无二的值得珍藏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