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觉得，小说家向春有点像那种民间器乐手——她可能不懂太多的音律知识，却能把一把胡琴拉得柔情似水，如泣如诉，说尽心中无限事。她也会自我反省，时不时冒出几句话。譬如前不久，在一次同赴朋友聚会的路上，她忽然说，某些作家的成功，是虚构的成功。我的小说写得太实，写得太老实，所以总是写不出太好的作品……

事后想来，她说的意思大约是把写得好的原因归结为写得巧。那么，作家是实写好呢，还是巧写好？困惑她的这个问题，可能上不得学术殿堂，却是作家们经常遇到的创作实践问题，需要好好捋一捋。

什么是实写？我想起西北乡村里的筑墙过程。我在插队时曾经干过筑庄窠墙的活计。那是在石头墙基之上用木椽、木板捆绑成一个长方形匣子，铲进去一层土，用石杵来回一遍遍可劲儿砸，夯得瓷瓷实实；再铲进去一层土，再夯瓷实；再铲，再夯实。墙一层层增高，直到最后拆去箍墙的椽板，一堵厚实而笨重的土墙就立在那里了。它可以矗立几十年不颓塌。什么是巧写？就好比用竹片扎的篱笆墙再爬上点牵牛花、爬山虎什么的，快捷、轻便、好看，但不耐久。这两种墙各有利弊，我这里并无褒贬之意。事实上，中国的历代作家们，似乎都可以分为实干的与巧干的两类。譬如司马迁与司马相如、杜甫与李白、曹雪芹与袁枚、鲁迅与郭沫若、老舍与曹禺……同一位作家，也可以写出土墙式和篱笆墙式的作品。作家怎么干，与他的秉性、气质、生活储存有关。厚重的作品，多半出自经历坎坷、心智沉郁多思、生活积累丰厚的作家之手。空灵的作品，则多半出自才子的情怀与才情。

写得好与不好，与侧重写实还是虚构有无关系？对小说家来说，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虚构，只是有些小说虚构的成分大些，有些小说写实的成分大些而已。前者虽“纯属虚构”，但作家一定要把虚构的人和事竭力摹写得“像”生活，让读者觉得这是真的，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生活经验。后者可能多半取自生活原型，但也免不了在必要处用虚构的泥巴补充人物造型、弥缝拼接，等等。究竟是侧重于写实还是虚构，多半取决于作家的生活、感受积蓄之丰歉。譬如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经历见识比较丰富的作家，对某一块地域民情特别熟稔的作家，多半会写实。“亭子间”或曰书斋型作家，“70后”以后的青年作家，生活经历见闻相对单薄，多半凭一些意念、情绪甚至读书顿悟、模仿来虚构人物故事。写实拼的是实力，虚构靠的是巧思。这情形有点像打仗，长篇写实是正规军作战，凭的是重兵、重装备和战略战术。虚构类乎游击战，靠的是精巧、灵活、出其不意，更适合于中短篇小说。

侧重于写实还是虚构，可能影响作品的质地，但并不能决定作品的质量，且无论采取哪一种写法，都有一定的缺陷乃至风险。虚构是一种冒险，如果虚构得太离谱，偏离了生活逻辑，就类乎杜撰。另一方面，完全照生活原样“写实”也并非艺术之道。小说创作好比是过独木桥，两边都是河水，走不好都会掉下去。

向春在真正开始文学创造之前，经历了一段练笔的日子。到落笔创作长篇小说《河套平原》的时候，她已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素描功夫、娴熟的虚构技巧和精准的文字功力。她写实的底气来自于对家乡河套平原的无比熟稔。她出生于内蒙古河套平原，那里正是自晚清至民国时期晋陕甘农民们“走西口”垦荒开渠发家致富的“塞上江南”大后套地区，也是傅作义将军率部痛打日本鬼子的地方。那一带蒙汉杂居通婚，族别血统混杂，五省方言、风俗杂糅，民风独异。向春的奶奶就是蒙古族，而爷爷是汉族。小时候她跟着父母住在小镇上或者乡村里，对此地的民生民风、方言俚语耳濡目染，烂熟于心。18岁考上大学中文系离开家乡之前，她是一个地道的河套女子。辗转来到兰州很多年后，当她开始落笔书写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她几乎是像描述地方生活史一样“实话实说”的。长篇小说《河套平原》的基座部分几乎就是一种像学术著作一样一丝不苟的实写：故事发生的地方五原县义和隆镇以及大佘太、陕坝、新公中、西山嘴、狼山、五加河、乌梁素海等这些地名，义和渠、兆河渠、长济渠、塔布渠、沙河渠、通济渠等八大干渠名，全是真名。苗麻钱与师傅王义和测量、开挖兆河渠的技术数据、流程，与灌溉有关的洗渠口劳作和生产单位牛犋，也都与河套水利、垦殖史书的记载丝毫不差。镇子里财势赫赫的王柜、各类商号、干果点心铺子宝山元、义和桥、义和庙这类市井分布，全是她记忆中的原貌。主要人物之一的王义和，原型就是清末民初拥有大半个河套的大名鼎鼎的“水利王”王同春。他的飞扬跋扈的二儿子王也天，原型是后来在绥远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伪绥远自治联军司令王英。最有味道的是人物们所操持的河套方言。打开《河套平原》以及河套题材的《西口外》《泥棺材》等一批小说，听听那些与都市标准化语言迥然相别的，像泥土一样粗鄙、鲜活、生动的河套方言，听听各色人物的腔调，满篇都是浓酽的河套味儿。

不仅如此，在小说创作中，向春是格外看重人物对话的。她动用自己全部的河套生活语言积蓄和对各色河套人物的丰富印象精心摹写出来的这些对话，更是她塑造人物形象最拿手的手段。甭管是谁，一张口就能听出这是谁在说话，闻其声如见其人，活灵活现。大财东王义和说出话来见识高远，老谋深算，暗藏祸心却含而不露。他的二儿子王也天一张口则狂妄蛮横，贪心外露，匪气十足。老额吉说出话来看似老颠盹了却事事清楚，点的都是要害，粗憨、背时中浸透慈爱，悲戚绝望中犹存坚忍。麻钱说话机敏，透着头脑清晰精明。惟红格格很少说话，但她的沉默寡言和决绝的投河行动，表现出了这个河套女儿内心极度的悲凄与高洁……向春在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套方言讲述义和隆的故事、模拟各种人的口气时，简直就像是一个穿着窄襟窄腿的河套粗布衣裤、满肚子邻里糗事、什么荤话都说得出口的乡村说书人，张口就来，妙语连珠，拟声传神，惟妙惟肖。这正是小说家的极佳状态。

向春用这些真材实料复原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义和隆，但她的小说又不能理解为仅仅是河套一隅生活的琐细记录，那不是文学的最终旨趣。夯实了小说基座之后，她使出虚构故事、塑造人物的小说家解数，用河套的黄泥巴捏塑出了一群神态各异、鲜活生动的乡土人物。她把这些人物放在小说显微镜下，放大，拉近，细细观察人在面对利害时发作出来的人性恶。先是老地商王义和耍阴谋夺取了孟柜的兆河渠20里。随后杨板凳通过缨子借助达拉特王爷之手，夺取了王柜的100顷跑马地，致使曾经势倾河套的王柜遭受重创而衰落。缨子为了复仇，在香夫人家的白欧柔麦种上做了手脚，致使杨柜的跑马地颗粒无收。杨柜补种了大烟，又被王也玉、苗柜联手掘开义和渠淹了烟地。而黄雀在后的官家屯垦队也对这些地商们的财产虎视眈眈，伺机下手……

新老地商、蒙古王爷、官府屯垦队之间狼烟四起此伏彼起的利益争夺是一些载诸史书的故事，据此构筑一串情节并不很难。作为一位女作家，向春主要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观察千姿百态、复杂微妙的两性关系上。一旦进入这片隐秘的人性领域，女作家的长项就显出来了，她轻车熟路深入暗道探幽烛微，以女性触角细长的直觉、手术刀式的精准一层层剖开了掩盖在生活表象下面的人际关系秘密。《河套平原》中，红格格与孟生、麻钱、板凳的隐秘关系，缨子与香夫人的积怨与暗斗，麻钱与红格格、酥夫人、缨子、王也玉、黄米等5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香夫人与顺子的隐秘感情，缨子与顺子的暧昧关系，酥夫人与丈夫麻钱之间的尴尬状态，香夫人与妹妹酥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麻钱、板凳与老额吉、铁锤之间奇特的主仆关系……真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人物之间或相互爱慕、保护、仗义救助，或彼此防备、算计、占有、背叛、报复，人性的本来面目一个个裸露无遗。这种人性的展览，自然是越出了地域限制的。

《河套平原》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西口外》《泥棺材》《十三脑包》等一批有关河套乡民的中篇小说是簇拥在它周围的一群小树。写过河套乡民之后，向春又把笔触转向了都市知识女性。而无论描写对象怎么变，细细玩味两性关系与女性人生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她的兴趣所在。讲述这些都市知识女性枝枝叉叉的感情故事的时候，她一改先前乡村说书人的土腔土调，变成了一个阅尽世间男女糗事之后若有所思委婉细语的知性女性。这些小说的情节多半都是虚构的，但可以察觉，向春是把小说当做了倾吐人生感触的地方，作品中处处可见她抑制不住的宣泄式抒写，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大肆描写。这种代入法使她的虚构人物有了活人的灵魂，不过，作家的小说技艺并不是每次都管用的，即便是一个已经有了相当写作经验的作家。在把握中短篇小说写实与写意的“度” 方面，她仍然有点像初学开车的司机，一开始把握不住方向盘，渐渐地才驾轻就熟。《走样》是一个围绕离婚展开的故事，有如家庭妇女叙述家长里短，琐碎、絮叨、枝枝蔓蔓，而意味有些寡淡，缺少居高俯瞰的灵魂高度。向春似乎写得忘情，慢慢陷入了写生活经验的泥沼而没有察觉。《龋齿》变得简洁了，向春似乎意识到了短篇小说俭省与聚焦的关系。到了《瓦解》《飞蚊症》，她的叙述变得简洁、理性、精细、犀利，稳稳地把控住了叙述节奏与边界。《瓦解》是一个炽热的婚外情迅速“瓦解”的故事。知识女性靳一格在爱情冒险中瞬息多变的心理活动，被拿捏得十分精准。感情的起承转合干净利落。《瓦解》堪称是短篇中的精品。《被切除》更是出自切肤的生命感受。小说对女主林似锦治病过程与心境的惊心动魄的描写和她的患了癌病的婚姻的描述是相对应的。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劫之后，她对爱情在人生中重要性的理解有了某种变化——在生命与生存遇到重大威胁时，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苛求爱情了。这是林似锦在明白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后的某种不得已的妥协。人生况味如此，夫复何言。

在掏心掏肺地写作了一段不算短的时光之后，向春似乎仍然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她的小说并不总是能引起注意。按说，她的写作不可谓不掏心，她对人的描写不可谓不精准，她的语言不可谓不机敏鲜活，她的构思不可谓不精巧，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可能与她始终在同一条壕沟里作业有关，即她的兴趣总是专注在两性关系上，她的小说中最基本的人物关系就是女主人公、情人和丈夫三者之间的缠绕关系。事实上，不光是向春，女作家们的兴趣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与女性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有关。它既是女性作家的优长，也是局限所在。写两性关系的小说一向异彩纷呈，已造就出一长串“婚恋专家”式的女小说家，但是，总在这条壕沟里挖掘，可能造就不出气象宏阔的大作家，因为生活远不只是两性关系这一件事。女作家的这种优长在向春的创作中也得到了颇有独创意味的出色发挥，但这种兴趣局限又使她的创作始终游弋在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里，无法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我想，对一个以写作为表达生命感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博取头彩的作家来说，一时的走红或者长时间不被关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在有生之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假以时间，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我还觉得，偏重写实的咯血之作很可能比依靠读书或巧思得来的纯虚构小说更有价值和生命力，后者可能是一种精神昙花，前者留下的则是人类某段历史和精神史的详情记录。侧重个体的人生遭际、内心经历等等细节描写的写实文学，与只善于发掘历史框架、脉络而细节往往阙如的历史学相互补充，构成了人类历史和精神史的较完整的记录。《红楼梦》之于《清史稿》，《白鹿原》之于《中华民国史》无疑有互补作用。这种夯土墙式的文学作品矗立在那里，给我们以多种启示。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传奇故事向写实化演进，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的大走向。在100多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中，写实小说始终是主流，至今仍然是，尽管各个时期都出现过其他类型的小说支流，并且热络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