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女性精神，一直是我比较怕接触的话题。首先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个体经验的局限——小环境的“友好”，始终没能助长我的言说冲动。在熟识的同龄人当中，有大量花式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仔细数数，似乎优秀的、富有魅力的女性数量比男性还要更多一些。她们拥有令我羡慕的各项技能：美及美的品位，非同寻常的活跃思维，自律和强大的掌控力，豁达、果敢、坚韧、柔和的力量，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这是她们自己向往的状态，并且拥有与这些技能相匹配的自信和话语权。男性对女性也普遍尊重，很少见到超越个体、上升到群体层面的摩擦和较量。男性好友清一色地想要女儿，同性好友之间涉及性别的吐槽仅仅限于吐槽而无关大局，因此，和许多因两性问题求索呼振的人相比，我总是显得不够“革命”，不那么“女性”，有点坐享其成，还有点麻木和无动于衷。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文学中的女性话题，我还存有不少疑问，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判断。往远处说，比如我既佩服简爱的勇气，又觉得凯瑟琳“林中树叶”和“恒久岩石”的说辞很有意思，同时还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文学想象报有巨大的热情。近一点的，比如不满于某些针对贾平凹《极花》女性描写的负面评价，认为它们没能将“她觉”vs“他觉”的问题，与是否尊重女性的问题加以区分，比如之前写作陈谦论时，频繁被一些与女性相关的疑问所困扰。
不妨就以陈谦为例，简单做个描述。
关于这位硅谷出身的华人小说家的创作，目前通行的一类研究路径，是从女性叙事的角度着手，探讨华人知识女性的情爱困惑和精神流变。对于单篇作品而言，这样的框架称得上行之有效，毕竟陈谦已有的绝大多数文学叙事，都以女性为聚焦对象，并且新移民生活、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本身也是一个吸引人的点。但当考察进一步深入，行进到需要历时性地、更加详尽地描绘作者的创作轨迹，并将她的既往创作当做一个有机且具备内在逻辑延续性的整体来看待、研判时，类似做法则显示出吃力、甚至不可靠的一面。你会发现，文本内外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试图动摇这个显在的漂亮架构。
最明显的一点，是评论者与写作者态度的反差。不少论述试图将陈谦的小说创作与性别书写画上等号，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探讨文本中女性的二次觉醒等话题，但作者本人似乎对此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回应。散文集《美国两面派》中，陈谦在物理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中性的社会人、巾帼不让须眉的社会压力，和从家庭社会的全劳力中解放出来、随心所欲按照个人兴趣发展人生之间犹疑徘徊，“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回那种我在中国做中国女人时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感觉，并能以同样的感觉，在美国过起平安喜乐的、富于女性意识的生活”。小说中，陈谦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同行的男性相比，在“质”与“量”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但在访谈里，她又为这种强弱反差作出辩解，表示自己一路走来，遇到的男性都很友好，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小说文本中，都不存在男性女性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我不是一个所谓女性主义作家，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文本中也埋伏着确凿的转折。如果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考量，《谁是眉立》是陈谦小说序列中十分重要的作品，尽管它目前得到的关注还很少。眉立是於梨华代表作《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的人物。做眉立，在《谁是眉立》中，意味着主动放弃爱情，拒绝动荡和可能面临的苦难，留在原地接受并享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女主人公可雯拒绝成为眉立，她选择结束与晓峰的关系，结束一个声称要探索天外天的人的俯身怜悯和施舍，将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倘若小说到此结束，应当算作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成长文本，但它偏偏亮出了一条惊艳的尾巴。多年后相见，可雯开创了一个新天地，伯克利高才生晓峰却娶了香港建材大亨的女儿，全职在家做Home Schooling（居家教育），“相妻教子”。那你不就成了眉立了吗？可雯轻声问。眉立是谁？晓峰满脸疑惑。正是这条尾巴，让小说一下子跳出了女性意识进一步胜利的圈子，预示了一种格局的摊开和扩大——在人生未行之路的选择上，谁都可能成为眉立，性别并非界限。这种两性位置的并置、互换继而达成统一的思路，到了《无穷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姗映和康丰，一对和平分手的硅谷弄潮儿，男性女性及相关社会权力结构关系间的对抗和竞争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了，两个人各自秉持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奋战一个又一个难局，并在对自身局限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的生命样态。追寻途中，他们不认同、但又充分理解对方，并在各自人生的重要关卡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上述条目，时有矛盾却又彼此咬合，起起伏伏，构成了从女性话题入手研究陈谦小说创作时无法回避的复杂景观，一条之字形的登山之路，一个辨析、探讨和试图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原动力，未必是对写作中性别观念有意识的克服，但无疑指向了写作主体的精神性成长。普泛意义上的写作意图、文本效果及阅读体验之间的环节与认知差异，早已无法对这种复杂局面作出解释。
这仅仅是一个例证。由此，我相信其他那些被女性话题所包裹的写作和文本也都有着各自的复杂之处。
通常认为，思想观念、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三者中，思想观念是各方争夺的要地，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没有这么简单。陈谦的例子即从一个侧面证明，文学创作与性别意识之间的隐秘关系千丝万缕。在女性这一话题之下，若想形成有效的讨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进一步界定、厘清。就像网络文学不等于网络+文学一样，女性文学同样不等于女性+文学。那么我们如何定义女性写作，是女性作者、女性作为表现主体、还是文本的女性特质（关注视角格局受性别的影响的程度）？女性意识、女性精神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所谓“意识”“精神”，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在陈谦的文本呈现中，虽然大量关涉女性，但重要的并非写作女性问题的自觉，而是以女性为载体，延伸出的一种扩散式的自觉，一种追求通识性超过追求物理平等的自觉，一种探索人本身存在状态的自觉。那么，这是否还算是女性写作，这是女性写作的进步吗？这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女性框架就如同一枚快捷键，帮助我们迅速在众多写作者中定位到这一个，在众多文本中定位到这一篇，但它也像其他任何框架一样，无法笼罩一切，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自身严丝合缝的需要而漏掉来自研究对象更为关键的信息。
种种疑问，都无形中加深着我对于女性话题探讨的迟疑。
近段时间，学者张莉做了关于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女性作家中，赞同和反对将自己定义为女性写作的，都认为这是一种权利体现，男性作家则异口同声地指出应当首先写“人”。有男性作家隐晦地抱怨，为了端正态度，将女性形象塑造得善良清洁，但仍有人判定这是偏见性的想象，当他们试图站在女性的立场、视角观照对方也反观自己，对女性抱有同情与共情时，也会有人说这是一种施予的态度，是性别歧视。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现象。
写作这篇文章时，恰好看到有人呼吁立法，给女性放三年的生（养）育假，我和好友讨论的结果是，积极争取，但是否享受和如何享受这一权利，决定权还是在女性身上。如果说关于女性话题，我自己有什么笃定的认知的话，那么独立意志或许算作是其中一项。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女性调查问卷就基本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生态：有人愿意凸显，有人抵制，有人抵制过后发现自己始终没能脱离……大家基本都如愿地表达并实施着自己的想法。关于女性问题，战斗的革命性的时期恐怕已经过去，假设我们换来了珍贵的自由，并假设这自由不会倒转，那么如今，女性问题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泛化了。具体到写作中，女性的独立意志首先意味着，我们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既可以自主掌控对于女性特质的收放程度和波及范围，又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人性中的相似和相异，颂扬或鞭笞。最好的状态就是，尽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敏锐，也警觉，但绝不被过分的敏锐和警觉束缚而影响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