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及“女性”二字我都会想起家乡——既非我的出生地，也非我父亲的出生地，却被我视为家乡的小山城。家乡盛产枇杷荔枝龙眼橘与柚，山中藏有珍味，海中鱼鲜无数，更盛产重男轻女思想，享誉中外。因地势殊异，另有一特产，便是南方大蟑螂般窜行驰骋的载客摩托，20年不变，始终是小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说是特产，骑手却大多来自外地，本地男性并不稀罕做这样的体力活。
本地女性则承担着比摩托骑手更为简单机械的体力劳动。在那个校车、公交车并不普及的年代，我的表妹表弟堂弟，都是搭乘人力车上下学，孩童们被交给统称为“姨妈”的中年女性。人力车车厢四四方方，能塞进40公斤至70公斤不等的孩童五六个。我回乡时有幸乘坐过数次，充分感受了那种空间的逼仄狭窄，隔着帘子窥见她们吃力地踩下脚踏，并遭遇多次失败的半坡起步。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些小小惊险的后撤竟是给我带来性别意识最初冲击的时刻——她们要多努力才能克服自身的弱势和外在的障碍？为什么当她们在从事劳苦的工作养家糊口时，她们的另一半却在家喝茶闲谈？而又为什么目不识丁的她们要养活拥有高文化水平的弟兄？在粗暴沉重的劳动中，男性是缺失的，如果说原初的男女地位不平等是由劳动力因素决定，为什么劳动强度的逆转并没有为女性换得更多的尊重和肯定？她们仍然是轻易被轻贱、被羞辱、被漠视的群体，她们的价值观是“渴望”式的牺牲奉献，她们就是传说中那些不坐主桌的人，即便餐桌上没有酒，也不是社交应酬场合。此刻我想到的“她们”，不仅仅是那些踩人力车的“姨妈”，她们还是公务员、是教师，是各行各业的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口号声中成长，不再只是谁之妻、谁之母、谁之女，不再必须通过家庭关系的建构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她们拥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却仍然对种种不平等习以为常，甚至有时无意识地成为父权的共谋者。不同于主动出走的娜拉，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被时代被社会放置于当下的位置，我常想，她们曾经思考过寻找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自我的位置吗？如果给她们选择的机会，她们会选择进击还是后撤呢？
曾有论者认为，女性地位解放的代价是贬抑男性的天性，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得到提升，就能帮助她们在家庭内部掌控话语权，男性则因丧失优越感变得温顺谦恭，而这正是女性作为共谋者驯化男性的后果。不能否认在文明更为开化的地域，为攻势的女性敞开了舞台空间，然而这样的空间还是太过稀缺。更多时候，女性努力争取平等的背景仍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国多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没有松动男性话语的根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因为女性男性化的潜在含义说女性首先肯定了男性话语的价值和合法性，并进而与男性一道分享了男性话语的权力、威力和魅力……”（《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赵勇）为了“撑起半边天”，女性往往要使自己像男子一般言语行事，要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生理性别，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天然的差异，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然而差异可以真的被消除吗？差异在此处被消除，便在彼处生长，女性追求男性化、中性化的同时，自然也给男性的女性化转变留出空间，更给社会意义上的性别认知留出空间。因此，女性追求平等、平权，并非制造性别敌对意识，而是在这种差异的不断流动转换中拓展我们认知的边界，为更为多元的文化翻新土壤，而不是为了夺取某种霸权，幻想成为所谓的“大女主”。“武媚娘”“甄嬛”“延禧”等文学及影视作品的走红营造了一种女权幻觉——女性被命运洪流裹挟，在逆境中坚韧不拔，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却有一颗白莲般的真爱初心，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这一类题材看似快意恩仇，实则是蜜糖陷阱，冗长的剧情如癌细胞般疯狂繁殖，因爱之名与有仇必报的借口掩盖了宫斗的本质，严重缺乏对内在欲望的自省；女主人公开挂的人生也是依附于男性权力的施助，而不是因为智慧与担当精神，除了比狠，完全缺乏真正的精进成长。
与大众文化圈中洋溢的女性主义热情相比，精英写作层面又是另一番景观。因工作关系，每当看到各类名单与作家介绍，我都十分反感女性作家要被标注为“女”的约定俗成，当我提出“那么男作家也应被标注为‘男’”的时候，只得到同行无奈的嘿嘿一笑作为回应。当看到种种“女性作家专辑”“女诗人专题”时，也想过有没有“男性作家专辑”“男诗人专题”？这类看似倾斜重视女性作家的举措，乃至某些对女作家作品诸如“完全看不出来是女性”“比男人还狠”之类的赞美，都佐证了女性写作仍然被纳入以男性话术为中心的游戏规则之下。或许也正因此，不少优秀的女性作家在涉及性别问题的时候都曾表达，更愿意被视为作家而非女作家。但我又感到困惑，为“大写的人”写作无可厚非，为女性写作就是一种降格吗？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就意味着沦落为他者的写作吗？
所幸，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困扰并未沁入作品，反而演绎出了更润泽的色彩。我们不仅能在王安忆、迟子建、叶弥、尹学芸、章缘等笔锋稳健的女作家笔下屡屡读到精彩多维的女性形象，读到她们的宽忍、慈爱、救赎与赞叹，亦能在年轻一代的作家文珍、阿微木依萝、张天翼、庞羽等人的文本中发现女性独特的能量与魅力。王安忆在《向西，向西，向南》中刻画了两个孤独漂泊的女人在异乡的生活、生存，相互取暖，相互照亮，温暖而又苍凉。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则将对平等的追求延展至更宽广的生命体之间，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德秀师傅与张黑脸的情感或有争议，但在我看来，迟子建释放了一个遭受禁锢的灵魂，她却主动将自己置于刑苦的殿堂，久久不敢离去。章缘《谢幕舞》中的母女三人，尹学芸《天堂向右》中的朱千叶，阿微木依萝《曲莫阿莲回家》中的曲莫阿莲，这些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或翩跹，或游离，或踯躅，却不约而同地呈现出逃逸的姿态。她们由自身之中逃逸，由沉闷的生活中逃逸，由频临绝境处逃逸，由死亡的阴影中逃逸，最可贵的是，她们逃逸着却并不逃避身为女性的命运，她们大多遭遇过失败的半坡起步，却并没有放弃逃逸——逃逸，便是她们对自我真正的所在的探寻。
我忍不住一再提及庞羽的《我不是尹丽川》，小说由女诗人尹丽川一首著名的诗歌《妈妈》孕育而生，与其说是孕育，莫若说是亟欲脱胎的自我，如同女儿之于母亲，个体饱满而又有所超越。最吸引我的便在于隐藏于日常生活琐碎细节之下，女儿内心呼之欲出的追问，对自我，对家族命运，也对大历史大时代，这份追问中生发出来的强烈的女性的主体意识，与掌握自身命运的斩钉截铁，令人深受触动。也正是这个小说唤醒了我自身的女性意识，在此之前，我一直崇尚“男子力”，崇尚中性化，崇尚超越性别的写作，而遭遇这个小说之后，我忽然感到，正视自己身为女性的本质并不令人羞愧，认识那些差异性也并不可耻，追求更高的公平也不伪善。女性意识并不等同于柔弱无骨、高依附性，正视女性欲望的书写也不等同于身体写作、伪“大女主”。忽然之间，我也从过去的我之中逃逸出来，尽管仍有挥不去的困惑混沌，却敢于坚定捍卫自我的所在，并由此获得真正的宽慰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