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丧文化”俨然成为一门互联网显学。 一张“葛优躺”的照片，一句马男波杰克的“毒鸡汤”金句，一个舶来词汇“佛系青年”，目之所及，皆呈现出刷屏、狂欢的态势。“第一批‘90后’已经……”的万能句式，被自媒体们任意组装、拼接出无数令人惊骇与恐慌的情绪。进而，焦虑成为一门人人争抢的流量生意。于是，一个荒谬与讽刺的场面便出现了，通过售卖“丧”情绪与标签，自媒体们是赚得锅满瓢满、大发其财。

在微博简介里，慢三给自己的定位是“‘致郁系’领军人物”。翻开他的短篇小说集《尴尬时代》，我们似乎走进一个“忧郁大观园”，上班不开心的职员、落魄的文学中年、焦虑的全职妈妈、深陷迫害症的咖啡店老板……可以说，慢三敏锐、精准地捕捉到底层到中产的焦虑与不安。在他的笔下，日常是无聊的，生活是荒诞的，人生被巨大的戏剧冲突所支配。人们既无诗意，又缺远方。迷茫而忙乱，好似茫茫荒野上的旅客，既不知在哪里停靠，亦不知走向何方。人们延宕在时代的夹缝里，拼命地做着布朗运动。

自卡夫卡石破天惊的《变形记》起，写作者把笔下的人物异化成动物，已经成为短篇小说创作中最为强劲的传统之一。显然，慢三的短篇写作应该归类于此。在《尴尬时代》有将近一半的篇目，人物被慢三处理成动物或与动物相关的意象。尽管每个人异化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们不难看出慢三的某些倾向与焦虑。人类异化成动物，不妨理解成文明的退化。人性的美好与高贵业已沦丧，似乎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动物园。

慢三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失落而疲惫的中青年。他们或从小地方走到大城市，或从事着不那么体面的工作。家庭、孩子、事业，每一样都像是座座大山压在身上，每个人都负重行走。在《猴变》一文里，慢三以深沉而略带戏谑的笔触给我们讲了一个家庭悲剧。矛盾重重的母子关系、婆媳之间的暗战、异变成猴子的儿子、过分溺爱“猴子”而变得神经质的妻子，所有的悲剧元素都压在丈夫身上，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不堪忍受。丈夫为了妻子回归“正常”，决定铤而走险，毒死“猴子”。没有想到，最后却弄巧成拙，毒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我弄丢了自己的儿子，我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我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我犯下的罪三生三世也偿不完”，当丈夫要杀“猴”泄愤时，“猴子”却突然叫他“爸爸”，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是的，在慢三的小说里，生活很容易崩溃，或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外遇》一文中，两个青年时期的好友，面临着外遇对象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尴尬。在《苏州谍影》中，慢三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极度不信任。青年毛飞年轻时曾以贩卖个人信息为生，故而产生了严重的迫害症与疑心病，最终妻离子散。小说的结尾极为讽刺，毛飞与身在韩国的房东见面，赫然发现他是一名中国人，并无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然而，毛飞并没有从疑心病里解脱出来，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日本人，“他开始怪叫着，没命似的跑了起来”。日常生活里的“谍影”仍然存在。毛飞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时代的通病，不如说是时代的恶意。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固然方便了生活与提高效率，但同时我们亦无法保护自己的隐私。每个人都将成为数据与信息，被互联网企业贪得无厌地索求与贩卖。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进而成为生意。可我们能拒绝吗？答案是否定的。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尴尬。

反讽是理解慢三小说的关键。他用戏谑的笔触，向我们呈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巨蟹男》是我极为喜欢的一则短篇，曾是文艺青年的企业家，惨遭劫匪绑架。岂料，绑匪亦曾是一位文艺青年。于是，两位同好聊起文学、诗歌与星座。无疑，这是一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我们那代人几乎全跟文学较过劲儿”，企业家也好，劫匪也罢，作为理想而存在的文学，早就消散在风中。在小说的结尾，劫匪同伙伴们“将我的尸体大卸八块”。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面，似乎向我们宣告着文学中的崇高与诗意的消逝。

在自序里，慢三非常坦诚地透露自己参与过商业喜剧剧本的创作。尽管剧本最终没有投拍，但“这次写作无疑刺激了我”。他完成了自己小说观念的革新，剧本创作“讲究有规律的格式、有效率的方法以及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它要求我变得职业一点，放弃了那些随意的、小聪明的、自以为洒脱的写作陋习”。进而，“故事虽然通俗，也有不可比拟的价值”。话虽如此，但这话却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我倒不是轻视或漠视故事的价值，而是小说一旦有了“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必然会丧失模糊性与可能性。因此，《尴尬时代》里的部分小说，情节过于规律、精巧和准确，让人稍觉遗憾。它们所呈现的世界，本可更为广阔，力量本可更为充沛。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慢三的小说。它们快速而精准，戏谑而荒诞，具有新媒体时代写作应有的特色。他所呈现的困惑，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困境；所提出的问题，是每个人（尤其是写作者）都应当去深思，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