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华西坝的钟声里长大的。

少年时，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曾感动不已。艾青的故乡是浙江义乌大堰河，我的故乡在哪里呢？

我的故乡在成都，锦江之南的华西坝：那粘过蝉子的林荫道，那捉过鱼虾的小溪，那偷苹果时撞见黄鼠狼的果园，那比谁胆量大半夜钻进去的解剖室，还有新礼堂元旦春节的戏剧晚会，工会俱乐部夏夜的美味饮料，每个周未放映的坝坝电影，还有那些记不得大名却牢记住小名、绰号的小伙伴……

故乡，是不会忘记也不需要想起的地方。她就在你的血脉里，在你的每一次心跳里，她与你的生命同在。而对于人的记忆而言，年纪越大，近期记忆越模糊，远期记忆越清晰，也就是说，人一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

华西坝，是100多年前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这个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点，已成为流沙河先生称之为“堪与杜甫草堂媲美的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

童年时华西坝风光秀丽，曾让抗战中流寓到此的陈寅恪写诗赞美。

上了岁数，面对华西坝幸存的景物就有些麻木了。直到一批又一批出生、成长于华西坝，自称成都人的加拿大老人“回家”，摆老龙门阵，唱古老的儿歌，才让我有所触动。他们对故乡华西坝有着跨世纪的痴恋。特别是老一辈的开拓者，有的把骨灰撒在中国土地上、江河里；有的年迈体衰已回不了成都，便索要一包泥土，渴望拥故土而长眠。他们的言行让我震惊。

曾为华西坝撰写碑文的魏明伦对我说：“大半个世纪以来，吾土吾民只知道一个白求恩，不知白求恩的近百名大学同窗和同乡，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

白求恩的老乡、来自安大略省的启尔德博士，在成都创办了西医诊所后，又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担任大学理事会主席。在长达72年的时间里，启氏三代人之中有10人服务于中国，总计250年。

白求恩的校友、中国口腔医学的开山鼻祖林则，以及林则的同事唐茂森、安德生、吉士道、刘延龄，全都是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博士。林则在华西43年，从创办中国第一家口腔诊所开始，迅速发展，使华西拥有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口腔医学院。

当年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是中国高校的文科重镇，有着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荟萃中外学术精英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多个学科做了开创工作，最近重印的研究会丛刊，让当代学者大吃一惊，感觉是打开了一座尘封已久的文化宝库。而葛维汉与中国学者林名均对“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开掘成果，已经永垂史册。

特别值得大书的是抗战爆发，华西坝接纳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等内迁大学，被称“五大学时期”。除原有的外籍教师，生物医学界有戚寿南、侯宝璋、陈志潜、董秉奇、刘承钊、汤腾汉等等，文史学界有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吴宓、徐中舒、吕叔湘、蒙文通、闻宥、缪越等等，还有来自西方的学者，英国的李约瑟、法国的石泰安等等，真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燦。

那时候，徐悲鸿曾在女生院门外徘徊，等着读金陵女大的廖静文；经济学巨擘吴敬琏还在华西后坝上初中；作家韩素音还在小天竺街的进益助产士学校学护理；而加拿大驻中国第二任大使苏约翰还在读小学；美国驻华大使芮效敛还在上幼儿园，跟后来的著名建筑师单明婉一起捉迷藏。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致华大教授罗忠恕的信中指出：“比战争胜利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决不能因战争而被切断。”琅琅读书声，回应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华西坝，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这是百年校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一条黄金般的中国古训。

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先躯们，给中国西部的，绝非是“滴水之恩”，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他们在相对闭塞的中国西部，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让文明之风劲吹。

他们来时是清末民初，街巷肮脏，垃圾乱扔，鼠窜蝇飞，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轮番发威的流行病有：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肺病、麻疯、黑热病等，一次霍乱就让成百上千人丧命。巿民对现代医学是完全抵制的态度，对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更是充满猜忌。

洋医生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成绩立住脚跟，稳步前进。

比如，启尔德有效的治疗，让一个个形同鬼魅的鸦片烟鬼，彻底告别烟枪，挺起胸膛；启希贤被选为四川天足会会长，到处去宣传放足的好处，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放足活动，由成都影响到全省，使天足运动深入到偏辟乡镇，解救了多少夜夜哭喊的小女孩，让残酷的“小足一双，眼泪一缸”成为历史。

一些成都巿民，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种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药片剂，第一次接受外科手术，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了活动的细菌，第一次晓得心脏与血液循环……

如今，华西坝上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中外驰名。华西医院，在全国一流医院中的排名总是数一数二。

2016年初，当我决定写《枫落华西坝》这本书的时候，立刻想到比尔·盖茨名言：“也许，人的生命一开始就是一场猛烈燃烧的‘火灾’，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火灾’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我意识到，这是在“生命的火灾中”对珍贵记忆的抢救！

伊莎白已经101岁了；勒尔93岁了；孙博义99岁了；文忠志、云达乐都90多岁了；最年轻的黄玛丽、贝丝也84岁了……

马识途已经102岁了；王翰章96岁了；马俊之95岁了；文宝瑛99岁了；殷茀康93岁了；最年轻的杨正予也80多岁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四次飞往多伦多，寻访在华西坝长大的加拿大老人，在感觉不到日夜的家庭旅馆地下室，飞快地整理录音，消化资料。有一天，雪晴的阳光亮如刀锋，从天窗的缝隙间刺向我的眼睛，才想起：现在是什么时候？早上，还是正午？

当我的书稿还没有画上句号之前，生于峨眉山新开寺的鲍勃，只能连比带画地讲一些记忆的碎片；身患绝症的杨正予坚持用最后的笑声，讲述“闺蜜”陈宁祖如何爱上了“马洋人”（即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写作中，鲍勃、王翰章、杨正予、庄裕光仙逝了。2017年10月，在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103岁的马老问我：“你的书稿写完没有？”问得我一阵心跳。

感觉到2017年过得特别快，竟然没有什么劳累的感觉。写到谢道坚、苏道璞之死，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悲怆；写到刘延龄在陪都指挥五大学合唱团唱《哈里路亚》，仿佛听到尼亚加拉瀑布在为中国抗战呐喊；写到拜谒“最好先生”墓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熟悉的《红河村》。这是一种缄默得太久的倾诉的快乐。

时间久远，大灾大难、大喜大乐容易被记住。那些细节，比如黄玛丽7岁时抱熊猫的趣事；云达乐少年时穿草鞋的回忆；勒尔唱起90年前的，至今本地人都听不懂的荣县儿歌；甚至陈寅恪的小女儿美延，为了让多病的父亲喝上一碗羊奶，曾在华西坝放羊。她特别向我强调：“我不是牧羊姑娘，我是牧羊女童！”——这些珍珠般的历史细节，太容易被忽略。而“拣到了”精彩细节，就让我欣喜若狂！

回忆华西坝，我与受访者有同感：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像航行在春水中的小船，不知不觉，一晃而过，却是永远回不去的时空啊。

枫叶，是加拿大的象征，枫叶，也是“火灾”中燃烧着的生命的象征。绕山绕水，传达了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信息：落叶为什么思念树根，要落向树根？原来草拟的书名是《枫叶飘往华西坝》，流沙河先生说，可删二字，《枫落华西坝》更简洁。由此，深深感谢流沙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