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也是黄梅戏的拐角。
长江咿咿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歌谣。流经黄梅时突然打了个嗝儿，声音颤抖了下不打紧，却使江水偏离了轨道，黄梅因而有了绵延几十公里的冲击平原，黄梅下乡也因之有了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过去，下乡盛产棉花。酷暑过后，棉桃爆裂，朵朵棉花洁白洁白的，走在棉花地里，犹如驾着白云飘在浩浩荡荡的天宫。可是，这样的盛景得看天公脸色。地势低洼的下乡，一到梅雨季节，仿佛天降酵母，肿胀的雨水湖水河水塘水搅成一团，是有名的沼泽之国。假若江水再使劲，如同“江行屋上，民处泊中”，水成了不折不扣的祸害。过去的长江大堤并不固若金汤。江水泛滥，朝廷足够重视，还不至于让受灾民众流离失所。要是泱泱大国呈现杌陧之象，那些民众就沦落为没娘的孩子了。传说中道光帝一生节俭，然而这种美德没有带来国富民安，反倒让外国列强用鸦片捅开了国门，从此，大清帝国成了他们任意蹂躏、宰割的肥肉。屋漏偏逢连夜雨。黄梅在道光年间偏偏灾祸不断，自身难保的朝廷充耳不闻，任由房屋倒塌、良田摧毁的黄梅人自生自灭。
望着浊浪滔天的洪水依然嚣张在风雨中，侥幸活下的人欲哭无泪，眼下除了逃离，似乎别无他法。可是，身无分文到异地他乡凭啥谋生？难道去乞讨？忽然，冥冥之中，一道灵光一闪而过。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盼头，才能再回到熟悉的世世代代生长的故土。戏乡人的特质跳跃出煤油灯粲然的火花，绝望的黄梅人在摇曳的影影绰绰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人们因地取材，折断竹竿、树枝，制作连厢。清脆的连厢敲起来，欢快的黄梅调唱起来，一轮红日冉冉从心底升腾，大家相互整理鬓发，抚平褶皱的衣衫，最后望一眼被洪水吞噬的家园，扶老携幼，含泪散去。
哪怕去乞讨，也要乞讨得不同凡响。
不久，安徽安庆、怀宁等市县的街心边、大树下或是酒楼茶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人总会在固定的时辰赶集似的向那里拥去。路过的人看到热闹非凡的场面，驻足，好奇询问。人声应答：来了一群特别的戏班子，那曲好听极了。当地人哪里知道，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戏班子，而是一群逃荒人，说是唱戏，不如说是把他们平日里砍柴、打鱼、采茶、拾麦穗、绣荷包的场景展现给他人。那曲调婉转悠扬，听的人只觉身体钻了条虫子爬得周身酥酥的，挠又挠不着，就那么摇头晃脑地抓着心；那词，俏皮幽默，像雪枣糕，入口即化还要回味一番；那表演，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还有那脸蛋，那眼神，那腰肢……安徽人着了迷，被突如其来的人和戏。
戏乡人天然的风流神韵，天生的艺术气质，因苦难而绽放。而生活又给他们注入新的生机养分，于是，一朵艺术奇葩在饥饿、贫穷和泪水中初现雏形。戏乡人唱啊，扭啊，连他们自己都惊讶，越过攒动的人头，天边的云彩真的很像美丽的家乡、火热的过往……莫非，那戏真是田螺姑娘，能带来人间一切美好……
卖艺的逃荒人候鸟似的在黄梅和安徽多地来来返返。黄梅戏唱得闹闹哄哄，黄梅戏的种子撒得纷纷扬扬。
安庆人也没料到，黄梅戏的种子落进他们的土壤，会开出蓬蓬勃勃的花。那花的风头，盖过了黄梅戏的老家。
“叫我唱歌我就唱（呀嗬呀），唱一个小调你听着（呀嗬江，依嗬呀，依吆呀，依哟嗬嗨），唱不周全莫怪女娇娥（嗬啥，依呀嗬啥），家住黄梅里黄山，十年就有九年淹……”这是黄梅人心里的曲，怕洪水夺眶而出，他们一般不轻易唱出口。
初一时我转学到江南的一个小县城。第一天上学，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是黄梅人，同学的眼睛一亮，问是黄梅戏的那个黄梅吗？学校隔壁化肥厂的露天球场刚刚上映完电影《天仙配》。我点点头，一脸得意。骗人，同学露出鄙夷的神色，黄梅戏在安徽。周围响起一片哄笑声，我想分辩，支吾半天也没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句子，只好涨红了脸假装低头看书。昨晚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我问过父亲，以为当老师的父亲无所不知，结果父亲没有给我答案。
安徽有几位赫赫有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把黄梅戏唱得人尽皆知，一举挺进中国五大戏剧剧种，紧接着被誉为中国人年夜饭的“春晚”，几乎每年都给黄梅戏留一席之地。
我不知道黄梅人看屏幕上安徽黄梅戏的心境。我们全家都是生活在外地的黄梅人，电视与戏剧红火的那些年，每当电视上飘起黄梅戏的节目字幕，我便大声唤来母亲，母亲唤来父亲，家人端坐在电视机前，依旧是烂熟于心的剧情与唱腔。那旋律时常于父亲二胡的琴弦上响起，时常于母亲锅碗瓢盆的灶台上响起，可我们依旧竖起耳朵紧紧盯住屏幕。每逢这种时刻，我总有一种错觉——身体里隐藏的那个人，往往描眉画唇、裙衫飘飘地飞了出去，让我觉得画面上的美人是她，也是我。
没留意父母的神情，但隐隐觉得家中空气凝成了固态。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父亲不痛快。可是酷爱黄梅戏的父亲怎么会不痛快呢？每次回老家，不管是县剧团还是草台班子的戏，他都会早早到场，不是轻声跟着哼唱，就是打着节拍，很投入的样子。黄梅戏的经典曲目他都会拉会唱。只有看戏、唱戏、拉二胡的父亲最亲切和善，平时我看见他就像见了军阀恶棍躲得远远的。
父亲脾气暴躁，只要心里不痛快，定会发作出来。在我记忆里，两件事令他态度反常。一件事是我上初中后重文轻理。年年教高三数学的父亲跟校长建议必须要在初中打好基础，否则高考难出佳绩，父亲如愿担任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让父亲尴尬的是，班上所有人的数学成绩如雨后春笋般往上蹿，只有我不升反降，老师们暗自窃笑。期末考试，数学试题恰遇父亲“辅导”过，我终于拿了回“高分”。那一次，我的总成绩排名年级第一，大红的喜报贴在教室后墙上，直到父亲重新回到高三教室也没摘下来。我好久都没听见父亲在家里讲一句话，自然看电视上的黄梅戏，他也是默不作声，阴沉着脸。
我是中年以后才知道，最深的痛，在心里。
把痛放在心中，几乎是戏乡人最拿手的戏。
尽管那些饱含先人辛酸和悲怆的戏，被邻省邻县唱得红红火火、闹闹哄哄，但黄梅人依然安之如素，按部就班地该干吗干吗，想唱就唱。高兴时，亮一嗓子，不高兴了，吼两声，婚丧嫁娶，请个戏班子，乐呵乐呵。那戏是自家的，如同自来水，要开要关只需动动手指。生活本就是一出戏，唱来唱去到最后，唱戏的和看戏的谁能分得清。
我太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禀赋和秉性。生在戏乡，聪慧灵醒，悟性高，人人皆是天生的艺术家，词曲信手拈来，说唱张嘴即是，装啥像啥，一旦戏服上身，角色立马附身。
有着艺术财富的黄梅人是自信豁达的。对于他们而言，黄梅戏更像是菜肴里的佐料，衣服的花边、月下小酌和节假日慵懒的早晨。当然也有潜心钻研的，如於老四和张二女，就是从黄梅土壤里破壳而出的一枚作物，上世纪50年代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到80年代又唱进京城，获奖无数。
无论怎样，我们一两枝独秀到底不能同人家的满园春色相比。有时，我忍不住会想，如果没有300多年前的连年水灾，今天的黄梅戏会是什么样？
安于一隅，知足常乐，是黄梅人的优点，也是拘泥黄梅人的瓶颈。
第一次去新剧院看戏。
老剧院在20年前夷为平地。它谢幕的那天，我身上隐藏的那个人跌跌撞撞跑去道别，随着那轰隆爆破声和颓败的房子一起化为硝烟。次日，经过堆积如山的废墟时，我想，这里不知掩埋了多少人的旧梦。说也奇怪，那个天仙般的女子再没闯入我的梦里。
远远看见剧院门口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心里禁不住一阵激动。新剧院坐落在修建的黄梅戏大剧院广场内。大广场、人工湖、小径和一圈别墅群，以新剧院为中心，呈涟漪状一圈圈向外扩散。白天，若有大巴和小车把剧院围得水泄不通，必是有重要会议召开，那会儿它是县城的政治中心；夜幕降临，一波波人拥向广场，跳舞、跑步、看露天电影、唱卡拉OK，俨然它又成了县城的娱乐活动中心。夜晚的“中心”，重头戏不在剧院，在四周明亮的灯光、喧嚣的噪声、热气腾腾的人流中，剧院黝黑、沉默、忧戚地矗立着，像董永哭诉的那棵不会开口、无用的、丑陋的“槐荫树”。
槐荫树一开口，便撮合了戏和人的姻缘。连吸入的气体都喜洋洋的，我的血流不得不加速。快步走进剧场，黑压压的后脑勺让我忽地想起小时候——大人们抱着我进剧场，双臂使劲搂着大人的脖子不敢松开，一屋子晃动的人头，我既兴奋又紧张……那时看戏是一件奢侈的事，不仅要坐班车进城，还可以在戏院旁边的古塔食堂享受一碗热乎乎的肉片汤……那是对小孩子至高无上的奖赏，足以使我们兴奋得彻夜无眠。
时过境迁，我有多久没踏入戏院了？如今我几乎天天路过戏院，但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地名或是一栋建筑物而已。偶尔在车上放放黄梅戏的碟，女儿诧异得咋舌，妈真是老了，居然听起了戏。“90后”的女儿，与戏相距甚为遥远。
座位在走廊边。坐定，有人拍我肩膀，扭头，一位中年男人一脸歉意地看着我，要我为其父母让过。他高大挺拔的身躯下，一左一右两位老人，仿佛两片蜷曲的落叶。我连忙起身站到走廊边上，直到老人落座，为他们让过的人纷纷坐直身体，我在疑惑中回头一望，中年男人正大踏步往剧场外走去。他只是送父母来看戏的儿子，不是观众。我下意识地向剧场四周一瞥，一声惊呼差点要冲出喉咙，天，我淹没在一片老人海中。
这时，剧场一团漆黑，我仓皇坐下。只见舞台上紧闭的金丝绒大幕缓缓被灯光照亮，红彤彤的，继而，幕布后的舞台被灯光渐次照亮，透过飘曳的红幕布，笼罩在红光中的舞台朦胧神秘，似乎有无尽的风月让人欲罢不能地要撩开碍眼的幕布。须臾，锣鼓铿锵，琴声悠扬，幕布缓缓开启，戏开演了……
是古装戏“陈婴救孤”。情节倒不复杂——幸亏不复杂，我无法让自己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剧情中，又不似小时候心心念念我的天仙女子。我有一种置身在囤积很多旧物的仓库的感觉，一股陈旧腐朽的气息让我窒息，舞台上卖力的表演、如诉似泣的唱腔，一次次把我野马般的思维拉回，可片刻后又脱缰而去……
也许离开家乡太多年，我已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戏乡人了。
剧场一片明亮，掌声打碎了我的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台上演员鱼贯上前谢幕。台下掌声雷动。台上演员望着不肯离去的观众，站在原地含笑鼓掌。台下缓缓起身，缓缓离去时仍不时回头张望。台上台下，仿佛即将永别的恋人。这一幕，从来没有出现在童年的记忆里。我潸然泪下。
离我渐行渐远的黄梅戏哦！还有她渐渐老去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