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章历来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兴”即借物引起所咏之词，春秋以降，这条文学的河流奔涌不息。《楚辞》之中，香草美人信手拈来，秋兰、兰芷、杜衡、蕙、杜若、荷，申椒、菌桂、薛荔、葛、辛夷，山川草木，尽可寓志，亦可比兴。有人说，《诗经》与《楚辞》，简直是植物文艺美学的集大成者，时至今日，我们也是从中受到植物与文学的双重滋养。
王国维先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文学的笔下，自然、环境、景物、声色，都是作家内心的投射；外物与内心相互映照，相互影响，诉诸文字，物与心是为一体，无可分离。
2000多年前，孔子就有教导，“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草木鸟兽虫鱼，自与文艺密不可分。一方面，认识草木鸟兽虫鱼的过程，是审美的过程，是走入自然，体悟周遭世界，接通外物与内心交流通道的过程；另一方面，认识草木鸟兽虫鱼的过程，也是写作者学习的过程。写作者何妨让自己的知识面更庞杂一些，无用的知识更多一些，须知功夫在诗外，而这些知识最终仍然会回馈到写作上来，使作品更为丰瞻厚重。
当下，与草木鸟兽虫鱼相关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这固然与此类选题是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相关，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重要不可分割。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万物有灵，众生平等。此外，人们又从与大自然的交流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欢喜。观察当下此类题材的创作与出版，粗略梳理，大约有以下几个面向：
一是博物学方向。《诗经》以后历代都有书籍整理记录其中所写到的名物，进行考证，给予注疏，描绘图片。譬如清徐鼎辑录的《毛诗名物图说》，文图并茂。日本冈元凤纂辑录、橘国雄绘的《毛诗品物图考》，也是图文并重。
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年），汉学兴盛，不少日本学者以学习中国文化为主业。细井徇就是其中之一，其编纂的《诗经名物图解》成为代表作，堪称约200年前《诗经》的最美绘本。国内很多出版社以此绘本为基础，出了不少花样翻新的图书，如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美了千年，却被淡忘：诗经名物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思无邪：诗经名物图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诗经手账：世间草木》等等，花样繁多。这一类著作对于草木鸟兽鱼虫，大多出于考证记录、传播知识的目的，兼有审美意味，也可算是科普小品文。另如明代鲍山著《野菜博录》、晋代嵇含著《南方草木状》等，都属于此类。
说到博物学，顺便可以提一下，在国外专业从事手绘的博物学家亦层出不穷，留下了大量极为精美的植物、动物图谱，如植物方面的有：奥托·威廉·汤姆手绘的《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林奈的《植物种志》，及玛蒂尔达、沃尔特·菲奇、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等诸多大师；昆虫方面的有：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多诺万、威廉·休伊森、长谷川哲雄等。他们的手绘细致入微，比例精确，纤毫毕现，堪称杰出的科学作品与精美的艺术作品。相较来说，中国历代的博物学手绘，多为粗线条，不足为科学界所用。
红学家、民俗学家邓云乡在诸多著述当中，亦有一册《草木虫鱼》，写的都是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一文一物，篇什短小。邓云乡说过一句话：“西方的生物学是纯物质的，理性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是精神世界的，是诗性的。”这是对中西方博物学认知颇有见地的话。他所谈草木虫鱼，亦是借草木虫鱼来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富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情趣。
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潘富俊，既是植物学的专家，又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多年来，他着力在吟咏古典诗文的同时，开掘出植物相关写作方向，在看似无关的两个领域摸索潜行，编枝结草，搭建起一座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的鹊桥，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赏析增开了一扇视窗。先后出版了诸多著述，在国内出版的就有《美人如诗，草木如织：诗经植物图鉴》《草木零落，美人迟暮：楚辞植物图鉴》《莺飞草长，杂树生花：唐诗植物图鉴》以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等。这些著述着重以草木鸟兽鱼虫为书写对象，兼及文化与审美，本质上是博物学方向。沿袭此一方向，而今仍有许多作者在继续写作，如《草木有本心：诗经植物札记》《台湾草木记》《江南草木记》《花花果果枝枝蔓蔓》《执子之手：〈诗经〉里的深情与植物》《南开花事》《彩虹尘埃——与那些蝴蝶相遇》《昆虫之美》《醉酒的植物学家：创造了世界名酒的植物》等等，都属此类。
日本园艺家柳宗民的《杂草记》关注那些生长在田间、路边、河畔，因太过寻常而被熟视无睹的小草。这本书也是博物学意义上的写作。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同样关注杂草，写了一本厚重的《杂草的故事》，被誉为“英国当代博物学典范之作”。
二是自然文学方向。中国虽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但往往作品体量小、缺乏体系，难以进入自然文学的范畴。如王安石的《梅花》、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这些散落的杰作，表面说物，实则言他，凝聚了作者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性思索，也脱离了自然文学的本义。
自然文学的写作，不再局限于一事一物的歌咏，而是结合了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等学科背景，成为一种学者型写作，笔触所涉，已然更加庞杂与厚重。专业背景的融入，使自然文学所书写的对象呈现出复杂、丰盈的姿态，意义也已超出单纯的文学审美范畴，进入社会公共价值领域。
《听客溪的朝圣》是美国作家迪拉德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弗吉尼亚州蓝山听客溪进行考察的成果。作家把这一过程称为“朝圣之旅”。一年中，作家观察和记录自然界的种种，发现天地运转的奥秘，并以诗化的语言呈现出来。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经历类似，《听客溪的朝圣》最具特色的地方，是抛弃了高高在上的观察者角度，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作家的价值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经》中“以万物为刍狗”的“天地之道”。
我把梭罗的《野果》也归到自然文学的范畴，主要是因为他还有《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所展示的社会学价值与哲学思考是丰富的。《野果》和《种子的信仰》则是梭罗到了晚年，对自然生命的深层自觉。他沉迷于自然，在多年实地考查的基础之上，记录了数百种野果与200种植物的种子的生命历程。它们的花期、结果的具体时段和各自形态等生命艺术，以及当地各类昆虫、鸟兽（如各种鸟、黑熊、松鼠、牛羊等）与之的自然关系。我以为，这是梭罗的世界观。
《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所写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霍河雨林实际的方寸之地，可能是美国最后留有自然寂静的地方之一。蒙大拿州在州宪法的开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静谧”的价值。而这本书的写作以及对于宁静的珍视与探索，使得如今美国生态议程中已纳入大自然的宁静。
近年来，自然主义文学大有在国内兴盛之势，引进出版了大量自然好书，如《看不见的森林》除《寂静的春天》《植物学通信》《沙乡年鉴》等自然文学的代表作一版再版、版本众多之外，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等都推出了博物、自然文学书系。
国内作者也在自然文学创作方面作出了努力，出版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作品，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付新华《故乡的微光：中国萤火虫指南》、涂昕《采绿》、陈冠学《访草》、舒飞廉《草木一村》、胡冬林《山林》等。总体来说，国内作者的自然文学写作与国外的写作，不论从专业厚重度、自然之美、自然伦理道德上的深度来说，都还有巨大空间。
学者程虹曾在《外国文学》刊文说，自然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含有风景、声景及心景的多维画面。既然有了这三景，就衍生了其审美的情趣，有了其审美价值。纵观自然文学，其主要特征有三：土地伦理；强调地域感；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自然文学的这些特征也在自然文学作家身上得以体现。首先他们是热爱自然之人，这不仅仅是为了赏心悦目，而是要有心灵的感应。这种感应基于“土地伦理”和“荒野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态良知”、一种自然文学作家所遵循的道德。因此，也有学者将自然文学作家的特征描述为“集自然学家、道德学家及语言风格学家为一身”。
三是生活美学方向。东方的自然文学写作常常导向另一个面向：生活。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很多文人都把对自然的感受与理解，内化为自己内心的生活，不仅身体力行在自然间行走观察，更以艺术的眼光去观察和丰富自己的现实生存空间。陶渊明、王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日本高村光太郎的《山之四季》记述了作者的山居生活，春夏秋冬的四季变换、人与自然的交织交融，都在纯真、质朴的文字里娓娓道来。高村光太郎是诗人、雕刻家，而有论者评价，其“一生的最高杰作，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另一位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去耶路撒冷朝圣，归途到俄罗斯去拜访托尔斯泰，在他家里住了7天。回到日本之后，迁居到东京郊外，自称“美的百姓”，开始了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活。《春时樱，秋时叶》这本书，也正是他对于这种生活的记录。
同样在乡野生活，并把自然引入日常，把日常带进写作的一个案例，是水上勉的《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作家居住在轻井泽的山野，依照天时，向身边的土地寻找一餐一饭。水上勉的文字，并无故作高深的东西，所写所见，无非是日常的生活，正如书名所示：今天吃什么呢？去问问土地就行了——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隐藏着作者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判断。
花花草草，也是值得特别珍重对待的。田中昭光说：“生四季之花，从花里得到生气，内心也更加充实，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他的《如花在野》不仅是一本讲日常插花的书。每一幅插花图，都附有一篇精到的随笔，有时只有短短的二三百字，言简而意丰。
草木鸟兽虫鱼，是一个大的世界。同样的题材，如何写作，写到什么层次，写到什么境界，跟每一位作家的兴趣、目的、方向、修为密切相关，也跟作家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审美标准、现实要求密不可分。表面上看，都是在写草木鸟兽鱼虫，拨开这葳蕤的小道探身而入，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条分叉的小径，各自通往一座森林，再往里走，各自都有一个完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