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楚雄。100多年前，因为贫穷，一批批的家乡人远走滇西南的保山、德宏等地，甚至到缅甸讨生活。这样的行为叫“走夷方”。“走夷方”的人，常常有死于兵灾匪患、强盗流氓、瘴疠瘟疫、山崩洪涝和泥石流的可能，只能把命运交给卡瓦格博雪山、高黎贡山上倏来忽往、瞬息万变的云雾。

外婆生过7个孩子，母亲是老五，出生于1951年底，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母亲前面还有4个哥哥，均因为生病发高烧而先后夭折。看着4个儿子一天天躺在床上发高烧，极度贫穷的外公外婆一筹莫展。家里没有一文钱为儿子看病抓药，也没亲戚朋友可借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4个儿子一个个离去。

祖父到底是教过书，算是个知识分子，给父亲他们四弟兄分别取名为“金”“银”“富”“有”，满怀对富裕、好日子的期待。据老人们说，大伯父余化金，早年曾参加解放军，参加过滇西康藏地区剿匪斗争，还当过军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回家务农了。二伯父余化银，曾就读于昆明工学院罗茨分校，后来学校被撤销合并，他跟着辗转读书，毕业后跑回了家里。后来他参加过解放军，驻扎在大理，转业复原后又当了农民。三伯父余化富，也参加过解放军，转业复原后当了农民。父亲余化有，出生于1951年底。上世纪60年代末，他曾参加过九龙甸水库等楚雄水利工程的建设。他后来结识了许多知青朋友，跟着他们一起读书、谈文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一直是住在一幢茅草房里。每当雨季来临，真的是凄风苦雨愁死人。那时候，家里面摆满了水桶、口缸、瓶子、坛罐、脸盆，叮叮咚咚，哗哗啦啦，接屋顶漏下的雨水。不一会儿就接满了，得赶紧倒出去。屋外暴雨如注，乌云滚滚而来，全家人内心都十分绝望。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家的日子就翻了身。1983年冬天，我们家盖了4间崭新的大瓦房，还有很大的一个院子，一家人欢欢喜喜入住。很快地，村村寨寨的人们也都陆续盖了大瓦房。但是瓦房经风吹日晒雨淋，每年雨季一来，也还是会有一两处漏雨，还是得为接漏下的雨水发愁。

紧接着，我们家又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乡亲们每天吃完晚饭，就早早来到我们家等着看电视剧。那时候播放的电视剧是《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等，大家都很爱看。不久，我们家又买了录音机、缝纫机、沙发，父亲还买了上海牌手表，并先后买了永久牌、飞鸽牌两辆自行车。而这些东西，很快就在我们村和附近村寨流行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在村里又率先盖了一幢两层的砖混结构的小楼，每层100平米，并且刷了石灰，再也不用为下雨发愁了。在以前，每年过年前，为了美观和营造喜庆气氛，我们小孩子常常挑着木桶，扛着锄头，去离我们村几公里的红土坡村的山坡上挖白泥巴，挑回来刷墙。那时候，老家乡间，没有人买得起石灰刷墙。

二伯父、三伯父都是生活观念与时俱进的人，九十年代末就都在村里开了小商店，都买了摩托车。十几年前，他们又买了老年代步车，开车进城卖菜或者进货。

以前，我外婆所在的城北下苏村，周边还是一片荒芜。早在十几年前，这里统一建盖了安置小区，城市化了。公交2路车站就在舅舅家门口，公交5路车站就在舅舅家房后。下苏村原址以及后山，建成了彝族太阳历公园，周围建成了彝人古镇，白天晚上都是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2010年前后，我们村和附近几十个村子被拆迁，偌大的城东乡野、城南乡野、城北乡野，迅速地城市化。很多人都领到了拆迁补偿款，开上了汽车。这两三年，许多村子的拆迁安置小区已经建盖起来，都是整齐、簇新、漂亮、高大的一幢幢小洋楼。2012年冬季，大家相继搬迁入住崭新漂亮的安置小区房，用上了自来水。

这一切，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候，长辈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我们好好读书，跳出农门，进城生活。我们自己的梦想，也是如此。

现在，不用“跳出农门，进城生活”了。城市生活来到了我们老家的村村寨寨。崭新的、宽广的东兴路、雄宝路、阳光大道、东升路，把我们城东一带的一二十个村子像一个个南瓜一样串起来，亮晃晃的街灯，一直排列到我们村，2路、4路、5路、15路、16路公交车，开到了我们村里。其中，4路、15路、16路公交车，直接把我们村当成了终点站。村里人进城、回家，极其方便。

以前我到乡中学读书，要徒步走十几公里，家里又穷得买不起雨伞雨衣，常常是顶着骄阳、淋着雨，在泥土路上来来去去。现在，宽敞美丽、摩天大楼般的思源学校，就建在我们村旁，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有，读书不用出村了。

当然，拆迁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乡村原有的宁静。但是，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生活便利。我们需要进一步绿化这片家园，保持这片土地的清洁，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