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梁启超先生百年前的这个论断，早已经成为判定中国未来诸种方向上的一个硬指标。文学也不能例外。文学强弱的判定自然不该简单地落实到年轻人的写作上，但青年作家的写作状态、空间与可能性，无疑决定着一个国家文学的未来。适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首100年来在中国百废俱兴的狂飙突进中青年所发挥的作用，青年的确开创了未来。历史无法一蹴而就，历史使一茬茬的年轻人在成长。以新文化运动为例，那时候正是一群年轻的作家和学人引导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空前变革。当时的领袖人物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照当下的年龄界定，都是理直气壮的青年。100年前的那群“新青年”创造了历史，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依然走在他们的延长线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文学而言，青年写作的今天，正预示着我们文学的未来。

那么在今天，新时代的新青年，鉴于自身的独特性与可能性，该如何进行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写作？

我所理解的新写作，当然要新：新质素，新表达；要在习见的写作之外，尽力拓展出新的疆域。但这“新”，又非刻意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根植于现实与传统的独特想象与表达。它应该从《诗经》，从《离骚》、唐诗宋词、《红楼梦》，从新文化运动，从鲁迅的源头汩汩而来，然后深刻地流经我们生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它因势赋形，择地出入，行止适当，它流得从容坦荡，却也流出了自己的方向和形态。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与传统的接续；一是对既有文学的不满足，破旧立新。

青年常被赋予革故鼎新的重任，似乎凡事必得改天换地、另起炉灶才配得上“年轻”二字。但于文学而言，此事还须斟酌。我们跟老祖宗活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里，我们的情感、思考和表达从孔子、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那里来，他们是我们的根须和大地，一棵树不能揪着枝叶把自己拔离地球。在文学中，我们不能无节制地放大和曲解青年“革新”的勇气，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新。在标新立异经常沦为文学表演的当下，对传统和根脉的充分正视和汲取可能更需要巨大的胆识；而在无视常识、哗众取宠的表达甚嚣尘上时，对正大庄严的尊重和持守才是更精进的勇猛。

但文学并非一成不变，青年作家更应该有清醒的意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一直都在随时代的变化而渐变调整；从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文学也在自身的成长困境中寻求突围和发展。没有一劳永逸、绝对正确的文学，但有堪与时代相匹配的更科学更合理的文学。

青年作家应该是一群耳目清明、反应灵敏的人，对时代和现实的体悟、感知与困惑理当及时地带入自身的文学表达；对既有文学的不满足，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究和发现，也理应成为新写作的一种担当。

写作者对自己应该抱有清醒的认知：你的优势在哪儿，你的局限是什么，你的可能性在哪里。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写你想写的，写你能写的，写你能写好的，但此外，还要写你应该写的。

什么是应该写的？我把它理解为艺术的担当。如果你以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敏感，对既有的文学表达感到了厌倦和困境，你就要尽一己之力去突围，去寻求新的表达形式和方法，你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沿着自己的理解去拓宽某一个文体的边界。胜负可能难卜，前途可能渺茫，你依然忠直于自己对现实与艺术的理解。你把它看成是艺术赋予你的责任，你认真地在做你应该做的。这就是担当。文学是个长途，你可能突围失败，他也可能突围失败，但只要有一群年轻人都能意识到这份责任，且能有此担当，终会有人在纷繁的歧路中找出若干正确的路来。

正如鲁迅先生为青年的担当所作的形象描绘：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在文学这一行业中，青年作家理当是这辟地、植树、掘井开泉的人。这也是五四精神留给当今青年作家的重要遗产。

写作多年，做职业编辑也多年，我对当下创作和自身的写作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但同时又深感我们正与一个深远广大的文脉在脱节。如何有效地接续传统，又如何破中有立，有所担当，寻找到自身和当下写作的某种可能性，从而真正实现匹配新时代的“新写作”，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的契机，作为青年作家，我想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这也是五四留给每一个年轻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