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工作者，想到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学革命，想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提倡，想到“为人生”的写作，更想到来自汉语深处的变革。

如果不是出现在新文学作家笔下，有谁会注意到那位胡言乱语的“狂人”，小酒馆里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呢？更不会有人去感受在新年爆竹声中死去的祥林嫂的悲苦。新文学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是与文言的贵族文学相对立的、表现普通人们普遍与真挚感情的文学。100年前，五四作家们以他们的写作唤醒了无数沉睡的读者。

《故乡》中，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读者去认识被忽略的人与中国。“儿童对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古典诗人贺知章回故乡的感叹，那是属于中国文人的“逝者如斯”；而作为现代作家，鲁迅则看到了这一个“闰土”，于是，他以白话小说写下人与故乡的深刻疏离。那是时间与时代带给人与人之间地位与阶级的巨大落差。

也是在当时，五四新文学先辈们开始思考何为文学家的责任。1920年茅盾先生写下他的新文学主张，“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这几乎成为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于是，从最为普泛的人出发，从最卑微的心灵出发，新文学作家为中华民族文学长廊贡献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从那时起，新文学作家建立起与最普通人民血肉相联的关系，那些被忽视和无视的人们，开始在新文学世界中翻身做了主人，那些被命运损毁的面容、心灵与处境，在白话文中获得了充分表达。新文学从此与大地、与民众、与它所在的时代同生共长。

什么是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当年，林琴南称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时，鲁迅曾给予过反击：“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如何理解“引车卖浆者”使用的语言，是否使用“四万万中国人”使用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是两位新旧作家的最大不同。使用何种语言表达已不仅仅是形式，更是内容、价值观以及写作立场本身。因此，回顾五四新文学革命，不仅仅使我们认识到要表现“人的生活”，更要认识到，创作者要以真正的写作实绩建立白话汉语表达尺度，呈现白话汉语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作为新文学旗手，鲁迅其实是“别求新声”的写作者。在鲁迅的作品里，我们“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我们看到不同路径与陌生之地，更结识了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好的艺术家要有思想，更要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故乡》里固然有鲁迅对于乡土中国的深刻思考，但最令人赞叹处在于他将自己对故乡人事的理解进行了深具感染力的艺术转化。事实上，无论是在《呐喊》《彷徨》还是在《野草》《朝花夕拾》中，鲁迅的思想、他所追求的艺术风格都与一种别具艺术气质的汉语表达融合在一起。他的创作使人意识到，写作固然是为人生、为现实的，但更是一种艺术创造。——作为真正的汉语大师，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反诘林琴南对白话文的不屑，日后更以丰盛的写作成就向所有非难白话写作的人呈现了独属于现代小说的艺术魅力。

作为写作者，我们都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受益者，也是新文学传统的传承者。不管是否意识到，在汉语书写传统里，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先辈写作，面对那些给了我们语言、给了我们形式的前行者写作。我们要回馈他们的给予，也要为未来的读者丰富我们的汉语表达。新文学革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是我们行进道路上的“后视镜”，它不仅收纳我们所走过的路，照见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在我们习焉不察的时候提醒我们的视觉盲区，最重要的是，它从我们很难看到的角度提示我们目前的问题以及疑难。

今天，我们不仅要传承那些文学创作理念，更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艺术实践中去实行——100年过去了，我们对新文学的创作理念是否有发展，我们的写作对汉语写作是否有促进；我们如何从先驱那里汲取写作营养，要以怎样的作品和写作风貌回应先驱们留给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百年五四所提示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