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彭荆风40多年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1970年代初，我从上海到云南，在陆军第十四军当了一名“学生兵”。云南有一批非常有名的部队作家，都是“文坛第一伯乐”——原西南军区文化部长冯牧一手带出来的。比如，白桦、公刘、苏策、徐怀中、彭荆风、郭明孝、饶阶巴桑、张昆华……

上世纪50年代初，由彭荆风提议，冯牧率一批部队作家第一次步行到西双版纳阿佤山上、澜沧江畔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其中就有白桦、公刘、彭荆风。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他们的作品，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勐龙沙》《五朵金花》《我们播种爱情》等。彭荆风便是冯部长（凡是云南军旅出身的作家，多年一直这样称呼冯牧先生，尽管他后来的职务是“书记”或“主编”了）带出来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据说当年一行人骑马去佧佤山时，彭荆风作为文学青年给冯部长牵过马。多年后我当面向他求证，他点头笑而不语。有这样文学氛围的西南边陲，对于我们这些学中文的人来说，真是一块福地。

我在十四军由“学生兵”当了新闻干事（战争年代叫“随军记者”）后，曾在部队驻地开远、蒙自接待过徐怀中、彭荆风，他们二人均担任过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此后，我调到北京总政治部，当了《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若干年里，我和彭荆风都没有联系。徐怀中调回北京后，我们联系相对多些。彭荆风只是到北京来开会才能够见上一面，一次在冯部长家里，冯部长对我说：“你读一下彭荆风的作品，写篇评论。我让他把书寄给你，文章写了交给我。”这也是这位文学前辈给我出的第一个作家论的题目。随后我就收到了彭荆风寄来的书，大概有四五本吧，有长篇，也有中短篇集子。我读后写了一篇评论向冯部长交了“作业”。

我的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由于在西南边疆部队生活过那么几年，就格外关注那里一些作家的新作。彭荆风将新的小说集《云里雾里》送我后，我一口气便读完了。拿它与作者的长篇《鹿衔草》、中篇《爱与恨的边界》、短篇集《绿色的网》等作品相比后，觉得作者果然是宝刀不老。作者曾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迫搁笔18年之久，但一旦拿起笔，他那副当年在写《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佧佤部落的火把》时练就的歌颂党、歌颂边防战士和人民的歌喉，没有半点嘶哑；那颗毫无保留地热爱人民军队的童心——这曾是他几十年前叩响文学大门的钥匙——没有半点衰老。他依旧把谱写时代的英雄群像视为责无旁贷的责任，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一如他在《鹿衔草》后记中引用契科夫的话说的那样：‘我爱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有责任来写人民，写他们的苦痛，写他们的将来，就该谈到科学，谈到人民的权利……’”文章给冯牧拿去后，发表在1983年第11期的《文艺报》上。现在想想，这是冯部长通过一篇文章提携我们两个人。

此后，也并没有和彭荆风有更多联系。一晃又是小20年，我阴差阳错居然也到文艺报社来工作。其实我到《文艺报》工作时，冯牧先生已过世，和他没有关系，我却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命定。

再次接触彭荆风的作品，已是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开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担任了报告文学初评委主任、终评委副主任。恰好有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参评。但评奖前他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的信或打过一个电话。对这部原来就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我的确在评委会上推荐了一下。我的理由是：彭荆风这部作品有亲历性。因他年轻时就从家乡江西跟着解放大西南的部队到了云南，他不光是靠翻资料写的。据史考证过的历史和宝贵的个人体验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使这本书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况且当时他已经年届八十。对这样一位从事文学创作60多年、在纪实文学方面已有《挥戈落日》《秦基伟将军》等有影响的作品出版的老作家，鲁迅文学奖应当考虑。评委们也大都认同了这一看法，最终他获了奖。那年的颁奖典礼在绍兴举行。他在女儿鸽子的陪伴下赶到了绍兴。我们这才在住的宾馆见了一次面。他仍然话不多，他说，感谢评委会的肯定。我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写作太耗体力。他说，身体还可以，还在写。那时看他红光满面，气色很好。不想这竟是最后一次与他相见。

听到他在云南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一生坎坷，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完全是累倒的。他靠生命的余力又给世间留下一部《太阳升起》。拿到他这本书，往事一幕幕重现。我仿佛看到一位老军人、老云南、老作家站在佧佤山“太阳升起”的地方又唱起“芦笙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