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到戏剧评论家、剧作家，童道明完美而精彩地演绎了自己戏剧人生的每一个角色。2019年6月27日，他的人生落幕，留给世间温暖的回响。
1955年入选留苏预备班赴苏联留学，1959年，22岁的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三年级的学年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中，不畏当时的学界权威和已有定论，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到了拉克申老师的激赏，两处“叫好”的眉批和“一篇独立思考的论文，写得饶有趣味”的评语给初涉契诃夫研究的童道明以巨大鼓励。
不久，童道明因病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国治疗,并于养病期间开始了对20世纪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著作的研读。1962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发表，文中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三种戏剧观，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关于布莱希特理论的系统介绍。上海《文汇报》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约人写文章，所里的郭家申是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学的学长，在他的推荐下，童道明的第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在1962年9月12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中系统介绍了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要点，即主张将原来被戏剧排斥的叙述性因素注入到戏剧的肌体里去，从而拓展戏剧反映生活的可能性。这是在中国书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布莱希特的长文，也正是这篇文章为童道明敲开了社科院文学所的大门。
“文革”期间，童道明随社科院外文所一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一次利用去信阳看病的机会，他翻译了俄罗斯剧本《工厂姑娘》。这是“文革”开始后6年里他第一次动笔翻译。精神劳动的愉悦让他在艰难时代略感安慰。而1981年出版的中译本《工厂姑娘》也成为了他出版的第一本书。
1971年童道明从干校回京，此后的5年里他每天花半天时间扎在北京图书馆，风雨无阻，研读的全是与戏剧或契诃夫相关的书籍。
1979年童道明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自此开启了“井喷式”的写作，《梅耶荷德的贡献》《论电影的假定性》《漫谈“戏剧观”》等重要理论研究文章接踵而至，他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戏剧评论人。其中1981年他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梅耶荷德的贡献》影响力最大，文中他对这位20世纪杰出的戏剧革新家及其“假定性”戏剧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
彼时的童道明主要以戏剧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并成为了那场绵延5年之久的著名“戏剧观”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的观点很明确：支持戏剧观的多样化，反对写实的框式舞台一统中国话剧舞台；主张用戏剧假定性的手段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拓展戏剧在舞台上表现生活的诸多可能性。这场关于戏剧革新的理论探讨进行得很规范，论争双方颇有君子之风，这间接促成了中国新时期话剧的黄金十年，中国当代具有标志性的话剧经典作品，诸如《绝对信号》《桑树坪纪事》等均产生于这一时期，也都得到过戏剧假定性理论的滋养。童道明的第一篇剧评《〈绝对信号〉站住了》还为这部当时处境颇为不易的新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舆论支持。从事话剧评论的同时，他还短暂地进入过电影电视评论界，写过《论电影的假定性》《电影和文学》《编辑部的故事说开去》等文章。
1996年，59岁的童道明戏称自己抓住了“壮年的尾巴”，从此开启了戏剧创作直至生命的终结。他的第一个剧本《我是海鸥》致敬他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契诃夫，第二个剧本《塞纳河少女的面模》致敬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冯至。《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动笔于2005年并于2009年刊登于《剧本》月刊，他颇为看重的戏剧评论家王育生在《剧本》上专门写了篇《为“破门而出”叫好！》的文章，为这位“编剧新秀”的剧作鸣锣开道。也是在这一年，《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由案头走向了话剧舞台。这一年，童道明72岁。
2009~2010年，剧作的接连上演让童道明有了更多动力，此后他接连创作了《秋天的忧郁》《蓦然回首》《一双眼睛两条河》《爱恋·契诃夫》等十多部戏，就在2019年2月，他还完成了最新剧本《演员于是之》。
纵观童道明的戏剧创作，能明显地发现一条清晰的人文脉络。他的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因此也被冠以“人文戏剧”的雅称。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主题，最早源于1994年、1995年前后他和亦师亦友的于是之的交谈。于是之告诉他：“我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这句话触动了童道明，他开始认真思索“知识分子与戏剧”的问题，并专门写了探讨文章。文中的主要观点是说传统的欧洲戏剧主要写帝王将相，而以易普生、契诃夫为代表的现代戏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分子登上了舞台。不久之后的1996年，童道明的第一部戏《我是海鸥》诞生。
童道明认为是契诃夫让他成为了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剧作家。在他笔下，人与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并不多见，他甚至有意对此进行弱化，而代之以人与环境的冲突，并赋予戏剧台词更多的悲悯情怀和文学趣味。他常说“戏剧有两个家，一个是娘家——文学，一个是婆家——艺术”。极高的人文素养和纯正的文学趣味使得他的剧与当下喧哗时尚的都市戏有了明显区分。
戏剧之外，他还尝试过写诗，他兴致勃勃地要尝试所有的题材和文体，甚至还想过写儿童剧。
如果说早年童道明多是“以文会友”，那么人生的最后一二十年他更多的则是“以戏会友”。他高兴于人们常常在剧场把他认出来，也得意于媒体和观众对他“仍旧年轻”的评价——“在75岁的年纪，依旧洋溢着青春浪漫的气息”“童先生是个苍老的年轻人”等。每每演员谢幕后他被请上舞台中央，侃侃而谈戏里戏外，那一刻，他浑身焕发着青春光芒。与观众的零距离交流给他带来了无穷乐趣。在这一点上，他深刻体认了契诃夫的那句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有力了。”
进入80岁，童道明在外孙的鼓励下开启了个人微信公众号“童道明札记”。他非常在意这一块“精神自留地”。每天早饭后写上三四百字，秉承的是契诃夫那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他说自己在挑战文章短的极致。内容多关于文学或戏剧，是他这辈子读书写作研究的思考结晶，契诃夫自然是其中最常出场的人物。短文写好后发给女儿，再由外孙编辑推送，两年来从不间断，直到生命的最后。
童道明最早以契诃夫研究起家，之后因缘际会进入戏剧理论和批评领域，晚年又专事戏剧创作，有人不理解他为何如此“跨界游移”“旁逸斜出”。按他自己的理解，万变不离其宗，他一直努力让更多中国人走近契诃夫的文学世界，“把契诃夫给予我的感动，通过我的写作与译作传递给别人，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诃夫的兴趣，这也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
他温和谦逊，勤奋内敛，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条明亮的精神通道。谢谢他，让我们看到了关于美好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