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生命的骨血，是经验的琥珀。

周洁茹能把小说写好我不奇怪，周洁茹把散文写好了真是令我侧目。从技巧和想象力来说，小说的要求比散文多；但从对内在生命经验的需求看，散文比小说更苛刻，甚至贪婪。作家林渊液有一比，小说是肌肉，散文是骨血，肌肉可以练，骨血却只有那么多。评论家谢有顺说，散文背后站着一个人。确实，心灵的质地就是散文的质地。散文是最作不得假的，疏淡的通达，还是繁复的造作；抑或是造作的通达，还是繁复的真诚，在散文中都没有太多遮掩的屏障。

香港是周洁茹人生的中间站，也可能是永远的栖息地。香港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作为一座国际港口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中西碰撞交融的交汇点上。就周洁茹的人生来说，香港构成了一个飞地：随时可以回到故乡，跟内地的文学现场也有着密切的互动。香港使周洁茹成为双向的他者，这种若即若离是最利于写作的。

周洁茹写过一个“去”系列，去到任何地方她都能迅速有一篇巨细无靡、细节纷呈到毛孔毕现的作品。可是如要写一个“在”系列，她能写的不多，除了“在香港”外，只有“在常州”“在加州”了。强调“在”其实是因为并未真正扎根。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很少会意识到他“在香港”，一个地方的空间、文化、语言、饮食与祖居者如盐化水，会让人忘记了身在何方，只觉自来如此，本该如此。“在”是一种介于主人与游人的意识，不妨说，“在香港”其实是一种香港新移民意识。所以，周洁茹的香港，不同于西西、唐睿这些本土作家的香港，但也不同于匆匆来去只看到购物天堂和维多利亚港的观光客眼里的香港。

对于很多内地人来说，香港真是一个被太多符号遮蔽的地方。这些符号包括90年代的流行音乐、香港电影、言情小说、TVB电视剧……大众娱乐工业和流行文化利用90年代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落差为内地人民塑造了一个璀璨迷人的天堂香港符号，这个符号完全遮盖了香港平民日常生活的血肉与细节。所以，很多人看到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与雾》这样的电影时禁不住大吃一惊。显然，周洁茹呈现的也是别一个香港。这里有最普通寻常的香港市民的日常，《我有两条路》简直就是香港版的《烦恼人生》。一天从赶早班车开始，“如果没有赶上七点二十分的那班，就必须赶七点三十五分的那班，两班都没赶上，就肯定迟到了。迟到十五分钟以上，我就完全失去了拿全勤奖的机会。”这一天“到家晚八点，做饭吃饭吼完功课，洗着洗着碗就站着睡过去了”。这一天的吃也是争分夺秒的简单、轻便，所谓吃的选择其实就是没有选择：“开早餐的只有三家，第一家做餐蛋面，第二家也做餐蛋面，第三家当然也做餐蛋面，可是没有一家是好吃的”。遇到一家热门的早餐店，“那条三十米长的人龙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是在这样争分夺秒的早晨”。每一位客人从下单到离开，绝不会超过6秒，这条高速转换的排队长龙简直就是香港生活的典型写照：“每天在太古坊上班的香港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刚刚入职场的新人，资深员工，部门经理，光鲜的衣服背后，每个人都在脑子里计算了一遍以后，默默地排成了一对长龙。”周洁茹于食行的流水日常中，写出了香港生活的快速、奔忙、勤勉、效率以及按部就班中的隐忍，一种典型的港人气质。

周洁茹的小说家工夫，对她的散文实在大有裨益。她笔下的“排队长龙”已经动用了典型化，一种基本的小说思维。作为小说家，她也善于书写表象而达于幽深。《马铁》写香港铁路上一个着渔网黑丝婆婆，与一个短衫凉鞋，用环保袋装报纸、青菜的寻常婆婆几乎擦枪走火却突然峰回路转的场景，完全是小说家笔法。小说家才能领悟到那转瞬即逝的场面背后的性格冲突和人心和解，小说家才能把仅停留在眼神中的戏剧性抽丝剥茧、丝丝入扣地展示出来。她也通过马铁上的这个故事，把港人内心那种距离与善意的矛盾性表现出来。

一定要说到她那篇《利安邨的疯子》，实在说，这篇当小说读也无不可。她由利安邨的一个女疯子把自己一生所见的疯子都串了起来，但她写的何尝是疯子，她写的是生命的悲伤。她写在儿童图书馆里遭遇被疯子追逐的惊险，这可能是个突然切换进发疯模式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略微压抑的地产经纪，下班路上跟客户讲着讲着电话，突然断线，走进儿童图书馆，追着两个女人和一个儿童跑了一路，最后还从台阶上跳了下来，直到一群吵吵闹闹的声音敲醒他，他回复正常以后，就很正常地逃跑了。”这段想象性的描写精彩地触及了效率与压抑、文明与疯狂这一现代巨型都会的精神悖论，又使我们看到周洁茹文学视点由自我而关联于世界的转变。

《利安邨的疯子》包含了一种动人的文学伦理，作者关心的不是自己在疯子处受到怎样的惊吓和创伤，也不是疯子所构造出来的奇情，而是对推人及己的共疯结构的悲悯和同情。正是在这里，我觉得漂泊终究在文学上馈赠了周洁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