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不愿意碰触这部书的后记，一旦完成这段文字，就意味着与他们告别。他们，就是与我相依相伴的主人公和字斟句酌的每一个字。一年、九年、还是十一年呢，从青年到中年，随他们的起居住行，伤痛喜悦一路走来，他们也陪伴我度过了焦虑、浮躁、勃勃生机，直到现在的坦然不惊。

我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没有分离，或许，终其到老，永在一起。

时间真的不短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我只身去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白天为受灾群众送粮送药，晚上写稿子，历时29天，完成了5万多字的《震区亲历记》。通过部队海事通讯发往外界，最远到达美国的波士顿，当地报纸图文并茂地进行连载，民众拿着报纸为中国四川捐款捐物。当然，这是后来才知晓的。从震区回到陕西我就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伤疤横亘在脖子上，之后的四五年里，无论阴雨雷电还是赤日炎炎，都得穿着高领上衣，避免被人发现。2009年春节前几天和地震一周年，两次重返四川，主要是想打开自己的心结，因为，我抑郁了。两年间，躲着人走路，夜幕降临还戴着口罩帽子，听见“地震”两个字心就发颤，肩胛骨往回收，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伤心时还会呕吐。从这个层面讲，我也是地震伤员。

特别要感恩后来的进藏经历，雪域高原消减了我的忧伤，地震情结波涛汹涌，奔腾不息。

我知道要了却这桩情债，必须得与之和解，为了忘却的纪念，方式只能是诉诸笔端，将心中的痛和纠结彻底理清，然后卸下盔甲，轻装迎接后半生。我心里非常清楚，没有谁青睐灾难和悲伤，这是一部小众作品，不会畅销。甚至有人对我说，汶川大地震已经翻篇，没必要涉猎这种出力不讨好的题材。我也深切地明白，作家的黄金创作期很短，但我坚信这个领域喧腾火热，从来没有冷寂过，这是在场人的基本认知，我了解自己的心之所依。正如我无数次对拒绝采访的人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当代作家关注，三四十年以后会被忘记，灾难对人类的启示和教训也会随之而去，要对得起自己的苦难和经历。这些言论更多的是鼓励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用双脚丈量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聆听他们的心声，感知他们的幽微。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渐次进入这个主题。地震10周年之后不久，第四次入川，近一个月时间里走访了汶川、映秀、都江堰、绵阳、北川等重灾区，采访了五六十位有代表性的重创男女老少，然后华丽转身，修行般把自己关闭起来，开始了一个人的日夜厮杀，累月煎熬。在全文开篇之首，用红色加粗字体写下几个大字：笃定、真诚、诗意、凝练、悲悯、善意。以此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个宗旨。直到全文结束，除过诗意以外，其他词语的内涵显露无遗。

注定不是一部莺歌燕舞风花雪月的作品，推进自然缓慢，写作的过程，是揭伤疤的过程，也是伤口愈合的过程，是主人公及作者与灾难平等对话的过程。阅读和写作经验告诉我，这部作品具备常销书的特质，放之四海和时空都不会过时，因为我写的是人类，只是借助地震这个壳，写了几十个不同人物的另类命运，普通又不普通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丧子爸爸、丧子妈妈、地震孤儿、长大了的伤残孩子、重组家庭、震后宝宝们，成为这部命运交响曲的合唱队员，我则是这场生死大戏的指挥者。

或激情澎湃或一筹莫展的书写过程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愈发明朗。人类历史不仅有英雄伟人，更有普通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难煎熬过的这个群体生存状况有喜有忧，苦难中的坚韧与豁达，顽强中的不屈和善良，正是人世间最美的品质和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核心，在他们面前没有资格说痛苦，这不单是几十万个家庭的灾难，也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大灾后心理障碍持续数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人性恶与人性美如花朵般绽放，作家便是花粉的采集者。灾难袭击过的个体如同逶迤的冰峰，苦难煎熬的心灵就是汪洋肆意的冰海。多年以后，有的化作一眼甘泉，有的升腾成绚烂彩虹，有的滋养一方绿荫，有的渗进深深的泥沼，有的仍旧是嶙峋的高山，坚硬冷寒，如同牡丹园中的铁树，晴空万里下的战舰。

无论是汶川还是北川，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终将如同今晨的彩霞满天，最终融进历史的滚滚洪流。我不甘心这个群体被浪淘尽，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人类的秘史，那么纪实文学就是人类的正史，我想写出正史中冰峰的奇特、冰凌的寒光、冰面的脆弱、冰水的隐忍、冰层的纷繁、冰珠的温润、冰心的安详。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采访中的艰辛和无奈已经过去，写作中的孤独和无处倾诉，也已画上句号。写一部正史给当代，以文献文学的形式呈现给世界和自己，心终安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