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决定写作，当你决定把写作当成生活——年轻的作家朋友，作为已经不再那么年轻的同道，我祝福你在写作中获取到自我的愉悦和创造的愉悦，这一部分，大约是你在其他时刻、其他的从事中所获取不到的。在写作中，自我的愉悦其实异常重要，我祝福你能经常地感受得到它，并由此产生出些许的幸福感和小小的傲慢。在这里，你和自己相互博弈，相互说服，相互提升，相互打动，甚至相互震撼……这份愉悦，很可能会成为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极为可贵也极为内在的“持久之力”。当然，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愉悦同样不可或缺，写作应当是一项有着“魔法”性的工作，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坚定地认定一个作家应当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而“魔法师”身份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也这样认为。写作使我们成为一个个纸上的“微上帝”，让我们能体验到在纸上创世的某种快感，让我们能部分地按照自我意愿来建筑，包括那种“生活的愿景”。是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和我们可能怯懦、边缘、虚荣甚至自卑，但一旦进入到文学，进入到那种独特的创造中，我和我们会悄然地释放出另一面，它让我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写作会有一种“拯救”的力量，它把我和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从沉郁、麻木、无聊和自我怀疑中部分地解脱出来，并给予些许小小的承诺，让我和我们能够或多或少的拥有自我的光，让我和我们获得了些许的尊严。它同样带给了我和我们愉悦。

独特的创造——我还祝福年轻的朋友，能够在写作的生涯中找到“属于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以及属于自己的“专注领域”。我祝福你们能在写作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个性，鲜明的个人趣味，能完成对文学的“前所未有”的补充。一切艺术都注重独特，一直如此，是故有人用一种片面深刻的方式提醒过我们：“所谓文学史本质上应是文学的可能史”。这又是一个我所认同的判断，而文学或一切艺术的核心魅力也恰在于此。初心即正觉，我们诸多的独特性都源自我们自身，来自我们的心性、志趣、地域、直觉、血液和DNA中，但我同时也想强调另一面，强调“寻找的过程”。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有着强烈趋同性的“个性”，我们有时自以为是个性的东西其实是“时代共性”的悄然赋予，它并不是真正的个性所在。我们似乎也必须警惕，在中国的民族性中始终有一股潜在而强劲的趋同力量，它太容易把我们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承受倍加漠视与责备的孤独感才能从中挣脱出来。还有另一点，同样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在《文学讲稿》中谈到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唯有那些有着卓越和魅力的风格才值得谈论”。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完成对文学的“前所未有”的补充有一个苛刻的前提，那就是你的写作同时具备前人经验的综合性，你要对古今的、中外的，文化的、哲学的和历史的种种经验有一个至少是齐备的了解，然后再想办法突围突破，做出自己的延展或“灾变性的悖异”，否则，我们以为的“独特发明”很可能是跟在前人的发明之后的再次发明，了无价值。事实上，我们因为不了解前人的经验，而耗尽一生“智慧”重新发明一次前人的发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尤其在文学上，包括对文学的认知上。我想年轻的作家们应当尽力避免这一令人心酸的“悲剧”。

如果不是我的记忆有误，我记得巴尔扎克的书桌上曾有一座拿破仑的雕像；如果不是我的记忆有误，我记得巴尔扎克野心勃勃地在雕像的基座上刻下：拿破仑用刀剑无法完成的事业，现在，交给我用笔来完成。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极为赞赏和敬重这份野心，于是，我的另一祝福是送给野心的：愿青年作家朋友们能够具有博大的、征服欲的野心并能用毕生精力实现自己的野心。对于写作而言，野心勃勃是何等重要，而在持续的写作中不磨损掉这份野心勃勃又是何其艰难。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创造者》的短文中曾谈到，“从前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他想按照真实的比例绘制一张世界地图”……我希望年轻的写作者们也具有绘制世界地图的野心，用你们的笔和文字征服世界。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我欣赏那些和上帝发生着博弈、把世界和人生当作一个整体来打量、追问我们的生活是否非要如此、有无更好可能的写作，思考人类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在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之间如何建筑“自我”的那类写作，而不那么看重“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写作，不那么看重止于世情、乐道于世故的“室内剧”。我承认自己的偏见但也不准备修正。在奥尔罕·帕慕克审视东方西方，文明、人性的互融和抵牾的今日，在萨尔曼·鲁西迪和君特·格拉斯用文学的样式创造性地书写民族史的今日，在卡夫卡聚焦于个人却紧紧抓住我们的命运共性、境遇共性的今日，在伊斯梅尔·卡达莱对人类的某种可怕趋向进行深渊式凝视的今日，我们的当下写作能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野心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希望年轻的作家们能够给予补充，让我和我们感觉羞愧并欣喜。

在这里，我也祝福年轻的作家们不惮冒险，不惮试错，不惮自我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提升。我和年轻的朋友们要说的是，这里的“不惮”必须要时时提醒，即使在时时提醒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可能不自知地滑向惯性，走向不冒险的旅程。我想我们也需要看到，在不自知的惯性中，甚至一个词的移动也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地动山摇”之感，更勿论整体上的“灾变性”了——是故，这种不惮需要我们时时提醒，一生提醒。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改错和进入新的试错的过程，我承认我是窃用的福克纳，他说得真好。在反复的不惮、反复的试错过程中，我们的写作应当会趋向于自恰和完美，但这时我愿意借用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来再次提醒：“小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不是看谁写出来的诗好看。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小诗人的作品单独拿出来，比大诗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诗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他总是持续地发展自己，一旦他学会了一种类型的诗歌创作，他立刻转向了其他方向，去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或者两者同时进行，有时实验会失败。”一旦学会了一种类型的写作，一旦一种类型的写作趋向了完美，我们还必须从这种对“完美的预期”中挣脱出来，从被众人的普遍叫好中挣脱出来，继续寻找继续新的试错。我和我们清楚，它意味更为孤绝，意味我们会遭遇更多、更惨烈的挫败。但文学的魅力不正在此吗，不然它为什么叫创作？

我接下来的祝福是，你们应经历挫败，经历不被理解，经历一次次的被漠视。我把它看作是祝福的一部分、必要的部分、珍贵的部分，假如你从写作的开始就未曾经历这些，那只能说明你的写作是平庸的、惯性的甚至是无效的，这反而更加可怕。是的，我的祝福里没有成功学式的祝福，我不太会祝福你的作品大卖、获奖，让你获得显赫的声誉，但我会祝福你卓越、优秀，乃至伟大。在世俗性成功和艺术的成功之间当然有诸多的交集，但在我这样的同行看来，艺术的成功更是值得祝福的部分。我愿意青年作家们的写作能给我带来震惊、启示或敬意，我极为期待能读到那样的作品。